http://swelse.com Kaifeng somewhere else Thu, 05 Aug 2010 16:08:56 +0000 http://backend.userland.com/rss092 en 2005年4月7日，厦门，首届中国个人网站站长大会，在会后游览大小金门的游船上，一位站长自豪地说:“如果这条船沉了，中国的互联网行业就会瘫痪。” 这并不完全是夸张，这100多名站长所做的网站，几乎全部在Alexa全球排名2000以内，而当时所有中国个人站长手中的流量加起来，按最保守的估计，也超过整个中国互联网流量的1/3。 站长——中国互联网业最草根的一群人，当时俨然已是一股让人无法忽视的商业力量。2004年，蔡文胜成为第一个以站长身份获得风险投资的人，而在此前后，更多站长正脱颖而出，hao123的李兴平，51.com的庞升东，58.com的姚劲波，以及康盛创想的戴志康，等等，以这些人为代表，一个互联网个人站长的族群似乎突然之间就浮出水面，他们拥有的流量成为了淘宝、百度、Google们争相抢夺的对象，他们似乎一下子成为了某种稀缺资源，变得无比重要起来。 很遗憾，这只是一个错觉。 2009年7月20日，当年首倡此事的“站长之王”蔡文胜对《创业家》说：“个人站长的时代，在我第一次搞站长大会的时候就结束了。这不是说中国以后就没有站长了，而是说今天个人再重头做一个网站并做到全国出名，有几千万用户已经不太可能了。” 这个判断无疑很残酷，回头看却是事实。 如果说互联网是一个海洋，那么站长就是一群浮萍，他们虽然拥有不小的流量，但大多凭一己之力，兴趣而为。他们没有独特的技术、创新的模式和强悍的资源，这让他们缺乏独立生长的能力。这就意味着，他们在商业上必须依赖一个外在的平台，才能将流量转化为收入，从中移动，到淘宝，百度、Google，莫不如此。但是，对于高度商业化的大平台而言， 流量只是原始积累时期的必要过程，当平台自成气候，站长们手中的流量就将无可避免地走向贬值。而在竞争日益惨烈、管制日趋严格的中文网络世界中，站长这个族群的大部分完全不适应。 7月15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2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6月，网站数量下降到279万（2010年1月的数字为323万）。换言之，短短半年时间，中国网站总数已经“蒸发”了44万。它们中的绝大多数是个人站长所开。不管是主观还是客观，优胜劣汰已经开始。 某种意义上，站长既有中国互联网发展的精华，也充分体现了它的劣根性。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过程中，百万站长的推动力至关重要。正如美国的数字革命，是由一代代Geek（极客）所推动的一样。 美国有Geek（极客），中国有站长，这看似两个截然不同的亚文化群体，对于塑造各自互联网商业文化却影响巨大。极客都是热爱自由的嬉皮士，智力超群的精英分子，愤世嫉俗、想用技术改变世界的电脑英雄；而站长则是中国中小城市的百万草根，精明活跃敏锐，渴望通过个人奋斗改变命运。他们不反抗不创造不安分，会翻墙打洞贴地赚钱。而相同的是，他们骨子里的个人英雄主义情怀和对主流价值观的反叛。 迄今为止，美国的极客文化已经发展了差不多50年，从最早的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Apple II电脑开发者史蒂夫·沃兹尼克，Viaweb 创始人、Y Combinator投资公司联合创始人保罗·格雷汉姆到后来的马克·安德森、埃文·威廉姆斯、杨致远，再到今天的扎克伯格，一代又一代人不断给“Geek”这个新词赋予新的内涵。 而在中国，站长文化兴起至今不过十来年，受制于环境和自身条件，上一代站长群已走到衰落尽头。但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一样遍地都是机会，甚至会比10年前的桌面互联网更让年轻人兴奋。 在过去的两个月中，《创业家》采访了康盛创想创始人戴志康，CNZZ创始人蔡文胜，58.com创始人姚劲波，一听音乐网创始人杜雪骞，深圳博雅创始人张伟，落伍者社区站长董勤峰，蓝色理想社区站长曾沐阳，江苏暨阳社区站长许政，杭州19楼社区总经理林煜，k666.com、快典网站长郭吉军，天津百丽吧女性网站长崔怡，重庆购物狂网站站长高樱等超过10位互联网站长或曾经的站长。我们还见到了美国最顶尖的极客代表Paypal的技术创始人马克斯·莱文奇恩，以及谢文等资深互联网观察人士。 我们相信，一个草根站长的时代已经结束，但会不会如1951年“二战”名将麦克阿瑟告别演说时所言：“老兵永远不死，他只会悄然隐退......” 新时代的站长精神又将如何孕育而出？ 第三类人 第一拨儿做站的人为什么愿意在互联网上做，他往往是在线下放不开的人，他可能沟通有问题，如果要组建一个团队，这种性格也会成为一种短板。——姚劲波 让我们从最基本的问题开始，站长是谁？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群？ “站长”一词源于英文“Webmaster”，原意是“网络管理员”，是谁将这个偏技术的词翻译成站长已经无法考证，据戴志康回忆，1996年他上惠多网络时就有这个称呼，并且其中不少的站长日后都成为互联网领域的风云人物，比如当时马化腾是深圳Pony-soft站站长，求伯君是珠海西点站站长，王峻涛（老榕）则是福州站站长，在当时，“站长”更多的仿佛是一个技术高超的网络侠客，虚拟世界在现实中的联络人，而今天，我们再谈论站长时，更多的则是从商业的视角。 上世纪90年代后期，互联网大潮席卷中国，以张朝阳为代表的留洋“海龟”成为这股浪潮中最耀眼的数字英雄。新世纪以来，马化腾、马云、陈天桥等本土精英稳定而持续地崛起，成为更强大的弄潮儿，“海龟”与“土鳖”们是中国互联网的主流面孔，他们定义了中国互联网的格局与走向，但是除了这两类人之外，中国互联网的商业世界中还有第三类人，他们就是个人站长。 无论“海龟”，还是“土鳖”，他们在创业之前，都已经在社会上证明了自己，甚至可以说是属于精英阶层，丁磊出身于电信系统，张朝阳、李彦宏是美国“海龟”，陈天桥则曾是国资企业的年轻高层，马化腾在高科技公司做到技术主管，马云则是大学老师。而个人站长则不同，他们在开始上网冲浪的时候，远不是社会精英。比如李兴平只有初中文化，在做hao123之前的工作是装电脑，管网吧；戴志康大学有15门功课不及格，蔑视大学教育；蔡文胜高中毕业就退学做生意；杜雪骞大二就被学校开除；郭吉军初中毕业，做过钳工，摆过地摊；董勤峰职高毕业，打一份普通的工。简单来说，很多站长开始做互联网之时，并没有符合主流价值观的成功，或者站长们本身就并不喜欢、也不适应那个价值观。 2000年以前，是互联网萌芽期。个人站长纯粹以兴趣为出发点，制作简单的网页，只为同好交流和展示，没有收入也充满激情。 戴志康做Discuz!只是觉得BBS可以让素不相识的人交流，做这种社区软件很有成就感；董勤峰将70多篇找国外免费空间的攻略贴出来，只是希望给新手一些帮助；曾沐阳做蓝色理想是希望给网页设计人员一个交流的空间；许政在现实中衣食无忧，做暨阳社区不过是满足自己驰骋网络的爱好；郭吉军更简单，只是觉得网络很自由，就申请了一个免费空间做了起来，喜欢而已，没有什么其他理由。 2000年～2005年，草莽英雄出头的年代，站长们单枪匹马，凭借着对草根用户需求的把握，生猛地推动了中国互联网的应用和服务，比如李兴平的hao123网址导航站、华军的软件下载站等，一些拥有流量的个人站长们开始获得不菲收入。 2005年至今，这是一个全面商业化的时代。站长群落开始走向分野，少数具备自我进化能力的站长开始获得风险投资，组建团队，寻找赢利模式。 2010年5月29日，第五届互联网站长大会，超过2500位站长涌向北京东三环边上的长城饭店，远远超过了会场的容纳能力，连饭店大堂和门外都挤满了翘首以盼的人群。当演讲嘉宾唐骏、李开复到场的时候，都获得了偶像明星式的待遇，掌声雷动。 这让互联网资深观察者谢文有些生气。“很多参会的站长根本不是什么创业者，我是觉得他们在现实社会当中都没有什么立足之地，却整天在互联网上做梦，像狂欢一般在创业，不是很奇怪吗？创业应该是很寂寞的，也是很大的付出，不是现在动不动就说我怎么不赚钱啊，你凭什么赚钱啊？硅谷有无数的人根本没有赚到钱，但他仍然是非常好的创业者，这种意识差太多了。” “变现”是一颗毒药？ 2005年以后，个人站越来越不好做了。个人站虽然做了几万个，但最终能够成为商业站的可能只有百分之五，可能只有百分之一的人会拿到风险投资，做强做大，其他的就只能淹没掉了。——蔡文胜 王小波说，生活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庸俗。互联网又何尝不是，站长们以兴趣为原点的单纯心态，很快就被商业化的大潮所变异。 2000年11月，中移动发布“移动梦网创业计划”，以开放的姿态迎接SP（Service Provider，增值服务提供商），这既让新浪、搜狐、网易等长期亏损的门户网站一举扭亏为盈，又直接催生了数千家大小不一的SP公司，其中还诞生了空中、华友世纪、掌上灵通、TOM在线等数家纳斯达克上市公司，同时，也让站长们也获得了第一桶金。 移动梦网同时开放了信息通道和话费支付通道，对于SP来说，更有价值的当然是后者，开放支付通道有一个更为通俗的名称，就是代收费。显然，SP们需要的是海量的用户，此时拥有流量的站长们很快成了SP的合作伙伴。合作方式很简单，个人网站作为前端，将SP的代码和指令嵌入网页，当用户浏览其网站内容时，被SP的短信、彩信、彩铃、图片、交友等服务吸引并注册，完成代收费的行为后，双方对此进行分成，分成比例从20％到最高60％不等。 从2001年开始，TOM在线等大SP建立起了自己的短信联盟，这些联盟的网站数量从几百到上万，其中最好的个人网站可能月收入达到10万以上。杜雪骞说，当时月入数万的个人站长有很多，他2004年的个人收入就已经有数十万了。很多人也因此认为，2003到2006年，是个人网站的黄金时代。姚劲波说：“如果要评选一个对个人站长贡献最大的奖，那非中移动莫属。” 但是，中移动将计费和采购的权力都交给SP，捆绑和诱骗成为了SP的常规手段，很多服务不经用户确认就被直接扣费，涸泽而渔，产生了极大的负面效应，随着中移动2006年开始的整顿，整个SP行业迅速衰落，对于以SP分成为主收入的站长来说，好时光也随之结束了，一大批站长从此消失。 除了短信联盟，站长们的另一个主要的收入来源是百度联盟、淘宝联盟等广告联盟，但本质上，这与短信联盟并无太大的差别，都是在贩卖流量。百度、淘宝等平台型的网站在初期都需要积累用户，百度需要抵抗Google，淘宝需要抵抗易趣，他们愿意掏出真金白银去购买站长们手中的流量，但是当他们击败主要的竞争对手、本身就拥有了巨大的流量之后，站长们又重新沦为一个弱势群体，并没有太大的话语权，一个典型例子是，2009年，当Google宣布退出中国之后，百度联盟给站长的广告分成比例立即就被下调。 但站长们又离不开这样的联盟，因为他们单一网站的流量毕竟有限，没有规模优势，无法获得广告主，只能通过这样的联盟聚拢起来，才有广告价值，这就是为什么站长们对百度总是又爱又恨。DCCI与康盛创想的调查数据戏剧性地说明了这种矛盾心理：未来一年，34.9%的个人站长打算加入百度联盟，同时34.6%的站长认为百度是对中小网站未来发展构成威胁的互联网公敌。 先天的缺陷 很多人做的东西既不独特，又没有竞争门槛，打擦边球、起哄、违规，就像城市里的违章建筑。违章建筑也有权利生存，但是整体上来说它是不合规律的，没听说一个违章建筑后来变成一个摩天大楼的。——谢文 站长们的命运实际上在2005年后就已决定。 自那时起，世界已经完全不同，腾讯、百度已经上市，巨头开始在市场上攻城略地，更多有商业模式有资本支持的商业网站开始崛起。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的日趋主流化，政府对于互联网的监管也逐步加强，行业的门槛在不断提高。 单打独斗的站长们虽然有着诸多的优点，但越往大走，这个群体暴露的缺陷就越大于其优点： 1. 视野狭窄，目光短浅 “中国站长都是草根，很多都是高中没毕业，在一个小地方，做了一个网站，但有很多用户，李兴平是代表。”姚劲波说。确实，如果非要评选一位中国站长的标本式人物，李兴平比“站长之王”蔡文胜以及“社区盟主”戴志康更为适合。 李兴平几乎是凭着直觉做了一个hao123，但长久来看，网址导航站并没有持续的价值，这是一个典型例子，站长们可以做出符合草根用户的需求，简单而直接，但这个应用通常没有太大的成长空间。李兴平在卖掉hao123时就曾坦言，他“看不到hao123的未来”，杜雪骞说，“站长对行业的观察是站在一个很小角度”，或者更尖锐地说，站长们的视野普遍比较狭窄。 早期的个人网站无外乎小说、音乐、图片、下载等几个简单的应用，没有人考虑过版权问题，只是将这些几乎不需要成本的内容简单堆砌，并以此获得用户，流量来得容易，贩卖流量来钱也容易，大多数站长们不会考虑将来的发展之路，这就注定了多数站长并无进化的动能。 2. 习惯于单打独斗，没有团队 很多站长都没有被管理过，也不会管理别人，只能管理自己，不习惯团队作战，更多的是单打独斗。在互联网发展的野蛮时期，商业网站还不强大，个人站长们可以凭借一时之勇而获得很多的用户，但大多无法长久，当商业网站开始发展，竞争加剧，站长们就像散兵游勇遇上了正规军，没有什么抵抗力。 3. 技术含量低，模式无创新 多数站长拥有基本的技术，但往往只限于制作网页和管理服务器，且缺乏资源和资金去寻找更好的技术人员，这就使得很多站长只能使用通用程序架设网站，无法根据自己的需求去开发。 而且，站长在商业上往往缺乏敏感，什么流行、什么热就做什么，在hao123流行之后，出现无数网址导航站，并且不断细分，但其价值极小。简单来说，站长们有很好的模仿能力，但没有在学习中创新的能力，事实上，这也是整个中国互联网的普遍问题。 4. 操作不规范，心态浮躁 在流量为王的时代，作弊几乎是所有站长的必修课，站长们都对流量有着天生的敏感，比如在3721刚出现时，他们会购买热门的通用网址关键字引导到自己的网站，而网站其实和关键字没有丝毫关系。专业的作弊程序也并不鲜见，通过虚假点击骗取广告费只是寻常事，显然，这是一种杀鸡取卵式的方式。 中国最老的老站长高春辉认为参加第一届站长大会的站长99%以上是赚钱的，但如果不作弊，那么参会的站长可能会少 50%到70%。其间的一个小细节是，一位新站长问老站长，怎么才能更好的作弊？在没有得到满意的回答后，这位新站长几乎是扭头就走，招呼都懒得打一个，老站长感叹道：“在这里，我看到的更多是浮躁，都是梦想要一步登天。” 谢文尖锐地说，个人站长对中国互联网的作用有两个方面：“正的一面是聚沙成塔，把零散的流量变成一种可见的商业操作基础，普及互联网的基础运营知识；但另外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灰色产业链，流氓流量、擦边球等不规范的商业操作盛行，走火入魔。这正负两者和为零。” 名片换了又如何 九几年做的时候，大家都是一摸黑，做什么都是第一，那时候更多的是勇气、敏锐起作用，现在好做的差不多被人占了，更多需要的是智慧，需要深度、综合的技术创新。——谢文 作为中国最大的社区平台软件提供商的负责人，戴志康可谓是一个超级站长，他每天都在与大大小小的站长打交道。他发现前几年很多站长在开会时都拿着一张纸，纸上写着名字、电话，但是现在和大家换名片的时候，发现每个人都已经是公司的CEO了。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事实上，除了在站长这个圈子里，所有的站长几乎都不再称自己为站长了。 二十年前，人们把那些脱离机关单位，去做点小生意的人叫做下海，戴志康还记得小时候做大学老师的父亲就用这个词介绍以前的同事，从此他印象中“那个人的脑袋上仿佛就刻着‘下海’两个字”。这分明是传统的价值体系给异类打上的烙印，而今天，在圈子之外，“站长”这个词也像一个让人不快的标签，让站长们难以接受。 崔怡拥有站长中少有的高学历，她是南开大学的生物学博士，父母希望她能出国留学，2006年暑假，她却自己做了一个女性社区，当上了站长，并放弃了做学问的道路。崔的名片上写着“天津百丽吧女性网CEO”，如果出去见广告客户，她会奉上另外一张名片，上面的头衔是“运营总监”，为什么要用不同的名片？“我虽然是网站的老板、站长、CEO，但是我在名片上印中档的职位，这样会提升整个团队网站品牌的形象。”她说。与那些老站长相比，崔怡在创业之初就有着清晰的商业计划。 “在我们圈内你介绍我是一个站长，我觉得很高兴，因为我是你们的一员，在同类之间用这种称呼我觉得是尊称，但外人在说站长时常常有一种调侃的味道，我不愿意跟人家解释什么是站长。”许政说。 许政虽然是暨阳社区网的负责人，但他的名片上写的也是“运营总监”，他多少还有点文艺青年的痕迹，实际上他走上商业化之路完全是迫不得已。按照他的个性，他宁愿在网上做一个潇洒的版主，就像他的id号“游牧”一样。 暨阳社区网并不是一个太知名的网站，但是却拥有注册会员30万多，总帖量逾5000万条，日新发帖量达5万，日PV值超过100万次，显然这样的网站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商业价值，但许政和他的合作伙伴明镜却从来没有通过网站赚钱的计划，因为他们两人都有很好的工作，衣食无忧。 2006年，他们两人的一位朋友成立了一家广告公司，但业务不多，许政就在网站上开了几个广告位，交由这位朋友代理，广告收入各拿一半，出于信任，双方甚至都没有签署合同。到2007年，这位朋友提出希望以每年10万的代价包下网站的广告代理权，许政和明镜本来就没希望赚钱，觉得这样每年有一笔稳定的收入也不错，就同意了，并且签署了一份正式的合同。 不过，许政从来不知道网站广告销售额到底有多少，那位朋友后来又提出，希望拥有网站的股份，由他负责经营，许政和明镜再次表示同意，但是他们希望那位朋友投入一些资金，毕竟他们两人做这个网站已经将近10年，但那位朋友不同意，结果闹得不欢而散，许政只好自己出来做经营了。 “像我们这些个人站长转向商业的时候，其实很不适应，以前在网上是大家很敬仰的人，或者是很纯洁的，甚至可以说是不食人间烟火那种感觉；以前在网上人人追捧你，现在却要去亲自跑业务，这对我很难，甚至我有一种畏惧心理。” 值得庆幸的是，经过半年的适应；许政发现这个过程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今年上半年的收入已经有将近五六十万，“我发现商业化其实并不就一定会破坏自己的原则，用户、商家和自己可以皆大欢喜，我觉得这个成就感甚至更大。”接下来，许政计划把暨阳社区网进行彻底的商业化。 和崔怡、许政一样，很多的站长开始组建团队，他们刻意在商业世界中淡化自己的站长身份，摒弃单打独斗，开始尝试正规化运营一家公司。 站长2.0 现在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机会，就是移动互联网，会有更多不一样的站长出现。移动互联网会出现的三个机会，第一是组件，现在其实最优秀的个人站长都在做组件；第二是直接在手机上面做应用；还有一个是微博。——蔡文胜 郭吉军是一个站长大会狂人，喜欢参加各种站长大会。2010年6月，在湖南互联网站长大会上，他发现，曾参加2005年第一届站长大会的站长已经不足10%，“大部分站长消失了”。但新的站长时代会来临。 谢文将新一代的站长分为三类： 第一类可能就是用康盛等提供的通用建站软件，用独立域名，依靠流量或与电子商务结合，赚取一些收入，这可能占70%左右。 第二类是为Facebook、苹果等大平台做第三方应用的，他们不想独立打天下，只是一个更大产业链中的一环，占20%左右。 第三类是创业者，这一类有独立的公司、摸索商业模式、寻找风险投资、争取做大，这部分可能占不足10%。 一个在业界言之凿凿的传闻是，戴志康的康盛创想将被腾讯收购。这意味着中国最大的社区软件架设平台将被中国互联网最强大的公司所掌控，尽管很多的站长哀叹康盛创想被招安，但抛开感情因素，从理性的商业逻辑上来说，这未必不是一个好的结局。 中国互联网的现状是，腾讯、百度、阿里巴巴三强鼎立，搜索百度一家独大，电子商务阿里淘宝一家独大，而腾讯综合实力最强，但相对封闭，其搜搜和拍拍也较弱，倘若将康盛收入囊中，则可获得7成的社区平台，其流量和用户对于搜搜和拍拍显然有着极大的价值。而对以广告和电子商务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站长来说，搜搜和拍拍做强，也意味着市场上有了制衡百度和淘宝的力量，或者说，腾讯可以比康盛更有效地兑现站长的价值，当然前提是，腾讯必须走向开放。 再没有把腾讯收购康盛作为个人站长时代终结更为合适的标志了，如果这个为个人站长服务的平台投靠了一个更大的平台，那么，这种大平台将是未来的站长——或者说是移动互联网时代，个体创业者们生存和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空间。 本质上，中小网站与大型平台型网站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小网站为大网站提供价值，大网站通过开放接口为小网站提供变现手段——搜索框，甚至超级链接何尝不是一种开放接口的初级形态呢？ 最初小网站提供的价值只是无序的流量，而现在则变成了可以精确转化的电子商务用户、黏住用户的第三方应用程序，显然其技术含量正在变高，而对于站长——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互联网创业者——的要求也正在变高，站长时代贩卖的是流量，新的时代比拼的是技术、运营、创意，某种意义上，这就是草根站长们进化的路径。 李兴平仍然是最好的标本，2004年，他将月入百万的hao123以1200万元的价格卖给百度，之后与蔡文胜开始合作小游戏网站4399，两人都认为这将是未来的一个新机会。李兴平本人比较内向，一度也喜欢独来独往，但他具备很好的学习能力，与蔡文胜组成最佳拍档，一人负责产品、运营，一人负责战略、融资、对外合作，并组建团队，脱离早期的单兵作战方式。如今4399已经是中国最大的网页游戏平台。显然，如果李兴平坚持做网址站，肯定不会有在4399上的再次成功。 站长故事一： “落伍者”董勤峰 做了10年的站长，就是因为理想而坚持 现在还在说理想的站长已经不多了，董勤峰也不怎么说，但和9年前刚开始做“落伍者”的时候一样，赚钱仍然不是他的主要兴趣。 董勤峰1996开始上网，1998年就在万网申请空间做个人网站了，当时没有什么应用，就是网页聊天，网站取名为“落伍的现代人”，非常火爆，当时聊天程序是基于CGI的，最多也就支持两三百人同时聊天，聊天内容生成的是TXT小文件，文件一多，服务器极易宕机，不久万网就强制停掉了董勤峰的网站。 董勤峰只能去所有的国内外网站上寻找免费空间，采用开多个聊天室的方法继续做站。当时还没有搜索引擎，只有雅虎这样的目录型网站，所以想要找一个可用的免费空间非常麻烦，只能一个一个去试，不过董勤峰却乐此不疲。依靠这种原始的方法，董勤峰从美国、法国、俄罗斯各地找到了很多好用的免费空间，到2000年的时候，“落伍的现代人”网站的首页IP已经达到13000，而当时的门户网站也不过是几十万的IP。 在站长交流网站k666上，董勤峰发现大家谈论最多的话题还是找免费空间，因为租空间实在太贵了，100兆的空间每月的费用可能就要2000元。 董勤峰于是就将自己找到的免费空间写成攻略贴在k666，哪个输入框里填名字，哪个输入框里填邮箱，怎么激活，去哪下载FTP软件，怎么上传文件、设置目录权限等等。“2000年我就专门写攻略，我桌面上全是空间攻略，有人问哪个空间怎么申请，我就贴出来给他看。我大概写了七八十篇，基本上垄断。” 有一次董勤峰找到一个国外网站，进去注册申请之后，只得到一段代码，他英文不太好，虽然估计是广告，但也没太在意，不过还是把过程贴到了网上。2年之后，一位上海的站长找到董勤峰，对他说很感谢他。那段代码是国外一个广告联盟的代码，1000个PV就会得到8美元，那位上海站长将这段代码放到自己的网站上，买了10台电脑，不停地按F5刷新，就赚到了大钱。 到了2001年初，QQ开始起来了，网页聊天逐渐衰落。2001年3月，董勤峰将“落伍的现代人”改为“落伍者”论坛，之前一年多积累下的朋友就都来了，董勤峰开始自己租服务器，一年一万块的工资，有八千交给了服务器，网站却没有任何的收入。 就像网名“拒绝游泳的鱼”一样，董勤峰从来没有主动想过通过网站赚钱的事。到2004年底，有人非要给落伍者赞助，董勤峰才从落伍者上获得第一笔收入，当时连广告代码都没有，董勤峰就用手工做了一个广告，后来就变成了标准程序。直到现在，落伍者没有做过任何一个其他形式的广告，Google AdSense、点击广告都没做过，这么多年就一直是包月广告。董勤峰也不懂SEO，没有任何优化措施，广告都是靠用户相互介绍来的。“落伍者的用户赚到钱了，才来给我们投广告，这是一个反哺的过程，之前我自己没有意识到可以放广告，根本没想法。” 现在落伍者每年的收入大概有几十万，“如果在一个会经营的人手里，每年收入可以做到几百万”，不过董勤峰并不在乎，他觉得这样就挺好。“我原来在乡下，现在在一个小城市，做了个网站，大家都来，我已经觉得很幸福了。我不是一定要赚多少钱，其实有好多东西都可以赚钱，同行们在做的方式我都可以做，但是我从来没有去做过，因为我比较怕麻烦。我做落伍者已经9年了，从小到大，我坚持这么长时间做的事不多，支撑我的是幸福感。” 站长故事二： 张伟的进化 多数站长并无进化成“站长2.0”的基因，他是个难得的例外 2000年底，张伟开发了一套网页聊天程序，当时腾讯QQ还没开始流行，很多地方门户、信息港需要这样的聊天程序，张伟的程序价格从几千到几万元，一个月可以赚到几万块钱。2001年，张伟曾经有机会去腾讯工作，但是他没有去，当时腾讯才三十几个人，张伟自称“错过一次成为亿万富翁的机会”。 聊天室的生意一直不错，2004年12月，张伟成立了深圳博雅互动公司，当时团队已经有近二十个人了，这年公司的收入也达到了500万，但之后两年的收入就开始往下走了，因为用户都用腾讯QQ了，而且QQ推出群功能之后，传统的网页聊天室更是彻底失去了吸引力。2006年Web2.0概念流行，张伟也试图做一个聊天门户，但很快发现“Web2.0是个泡沫”，不挣钱，到2007年年底，公司从写字楼搬到一个民宅里，人也只剩五个了，尝试各种方向，在线客服、聊天工具条，几乎每个月都在尝试新的方向，但未来仍然晦暗不明。 2008年5月，Facebook已经开始在国外流行，其一年前开始的开放平台已经逐渐显示效果，张伟注意到了Zynga的游戏在Facebook平台上的火爆，7月，国内主要的SNS社区校内网也宣布开放平台，张伟认为，这是一个大趋势，决定转型做网页游戏。博雅互动在2005年时曾给深圳电信做过简单的网页游戏外包业务，有Flash游戏开发的经验，第一款游戏《德克萨斯扑克》开发了3个月时间。 当时国内只有康盛创想和校内两家开放平台，都还很缺乏应用，因此都在极力拉拢博雅互动这样的第三方开发商，《德克萨斯扑克》10月进康盛平台，张伟记得上线第一天收入就达到2700元，这让他很兴奋，11月进校内平台后，同样非常火爆。 当时最火的SNS游戏是偷菜，几乎没有其他游戏，因此虽然国内用户并不了解《德克萨斯扑克》的玩法，但还是很快流行开来。之后51.com、开心网等都开始开放平台，“国内大大小小一共有二十七个开放平台，”张伟说，“我们这么好的游戏到处都是可以赚钱的地方。”张伟还将自己的游戏制作了繁体中文、英文、俄文、葡萄牙文版本，放在Facebook平台上。 平台与开发商采取分成的收入方式，以康盛为例，每100元游戏的收入，博雅互动可以分到40~50元。整个2009年，博雅互动的收入超过1000万元，而其中Facebook的收入约占一半。现在博雅互动每个月的收入在三四百万，张伟预计2010年的总收入可能会达到3000万。 从网络聊天到SNS游戏，作为一个曾经的个人站长，张伟的转型可谓十分漂亮，虽然他说这是一种偶然，但是似乎也不尽然。“我经历过互联网泡沫，那些所谓的机会到你眼前又如何地流失，这样的过程现在的年轻人没有经历过，所以我们对机会的把握比较好，我们会把一个芝麻大小的机会看得像西瓜一样大，而80后往往会把西瓜一样大的机会看得像芝麻那么小，这是一个区别。” 更重要的原因是，当初坚持下来的5个人组成了一个很好的团队，有人负责技术，有人负责策划，而张伟则负责对外合作，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团队，即便张伟看到了SNS游戏的机会，也不可能抓住。 极客与站长： 一日为极客，终生为极客 硅谷神童、连续创业家Max对极客的定义，相信对所有人，特别是创业者们都会是一种启发和激励 文 / 卢刚 一件印有Slide公司Logo的T-Shirt，鸭嘴帽，再加上蓝色牛仔裤，35岁的Max Levchin一身标准的（Geek）极客穿着。 出生于乌克兰的他在 23 岁时乘车来到帕洛阿尔托，向投资人推销他关于首个网上支付系统 Paypal.com 的主意。在eBay 于 2007 年以 15 亿美元的价格买下这个网站后，这个技术天才很快又创立了新公司 Slide.com 。现在，Max是硅谷著名的思想家，他早期在 Yelp.com 等热门公司的投资也受到同行关注。 在硅谷早期，极客特指那些有极高的技术能力，对计算机与虚拟世界无比痴迷的天才或鬼才，而如今，像Max这样的新一代极客不再自我封闭、游离于主流人群之外，而是努力用技术手段、创新能力和源源不断的想象力不断地创造出更好的生活方式。 Max似乎相当内向，除了演讲和接受采访，他更喜欢独自坐着。而当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又变得非常健谈，你感觉不到他作为一名成功创业家常有的咄咄逼人的气势，更多是一种极客独有的气质。 在国内，除了在自己的圈子里，所有的站长几乎都不再称自己为站长了。但从Max身上，我看到是一名极客的骄傲，因为他说“Once a geek, forever a geek”；还看到一种精神，“保持一颗好奇心，不要害怕去尝试各种事情”。 1．你的事业应该说已经非常成功了，现在你认为自己还是极客么？ Max:是的。 曾经是极客，永远都会是极客。 2. 你认为极客精神的核心是什么？ Max：好奇心。如果你做一件事情的唯一目的在于赚钱，那么我相信最终你会觉得无聊而丧失热情的。因为一旦你变得非常富有，你所感兴趣的东西就只有一样，就是继续赚钱；但是如果你做事的目的在于不断学习，那么你会不断发现很多引起你兴趣的东西，因为总有值得你学习的东西，学习无止境。所以，我想好奇心对于极客来说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精神。这也是我创业，并且不断创业的原因，我一直对很多东西感到好奇。我对金钱很好奇，所以我创立了Paypal；我对虚拟世界好奇，所以创立了Slide.com. 3. 美国的极客文化为什么对IT 业影响如此之大？ Max：首先我觉得极客文化并不是美国独有的，中国我相信也会有很多极客。很多人觉得很多美国的公司都是极客创立的原因，也许仅仅是因为美国的极客总是起步很早。美国的极客觉得自己很聪明，对很多事情好奇，觉得他们可以去做任何事情，所以无所顾忌地不断去尝试，因此人们更容易看到一些美国极客成功的例子。 4. 看看现在中国的互联网行业，很难找到由真正极客创立的大公司，中国是不是缺少一种极客文化？ Max：对于中国来说，这种极客文化我想这只是个时间的问题。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极客比如程序员开始创立他们的公司，而其中一些也会非常成功。我个人认为，马云也算是非常极客了，虽然他是一个英语老师出身。 10年之内，中国会出现很多由极客而不是商务人士创立的公司。这一定是一种趋势。 5. 人们常常认为极客往往缺乏商业头脑而不适合创业，那么你对极客创业有什么看法和建议呢？ Max： 首先我想再次强调不断对很多事情好奇对于极客来说非常重要。当我开始创业的时候，我对商业没有任何概念，我只知道如何写代码。那时候，我只想编一些程序供其他人使用。最开始我们做了好些产品，但是大多数都最终失败了。 许多次失败让我开始反省失败的原因。我终于意识到我一直都只是在为我自己编写程序，而我是个极客，我的需求全然不是大众的需求。所以有一天，我对我自己说，我应该为普通用户开发产品而不是只为所谓的极客们。我开始改变自己的思路，最终成功了。 我想，要获得这些经验其实并不难，在经历几次失败以后你就应该体会得到了。从你第一天创业开始，这些经验你都会自然而然的逐渐领会到。 极客能够创造出伟大的公司，这已经不容置疑了。虽然我知道还是有很多人对此持怀疑态度。 6. 中国的创业环境能培育出美国式的极客吗？ Max： 我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关注硅谷这边，对中国的整体创业环境并不非常了解。但我了解到中国的创业环境并不十分好，因为有许多来自各方面的政策和条款，这些对于创业者来说并不有利。 但是我想这是需要时间积累的。最开始的环境总归是不好的，但是只要这个市场在发展，很快你就会发现整个环境也会随之改善，比如说更多资金的进入，更多创业孵化器的出现，更多天使投资人的关注等等，整个环境中的各种因素都会逐渐变好。 当然，（我持这种看法的原因也许是因为）我这个人对任何事情都很乐观。 7. 是极客改变了美国？ Max：可能这样说更准确一些：是创业家改变了美国。任何一个社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创业家，因为他们在一直不断推动变革。 对任何一个国家，创业家精神都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在不断创造价值，所以我认为美国的变化正是这些美国创业家的功劳。20世纪当世界重心从欧洲向美洲迁移的时候，所有最好的发明创造和伟大的想法都来自美国，而大部分这些伟大的想法都是由创业家建立起来的，或者由他们最终商业化的。 8. 你对中国个人站长的建议是什么？ Max：跟随你的好奇心。不断尝试许多事情，千万不要害怕这些尝试带来的失败。对于创业者，记住一点，做任何事，了解清楚这件事的运作方式至关重要。 （卢刚博士系国际知名中英文独立科技博客Mobinode和视频博客Mobinode.tv联合创始人, TechCrunch、ReadWriteWeb特邀作者，KUUKIE趣奇网联合创始人） the founder magazine issue 201008 http://swelse.com/2010/08/05/the-disappearance-of-webmaster/  　　叽歪的首页有一句话：非常抱歉，系统被维护中...  　　“叽歪重开的希望不大了。”2月1日，李卓桓平静地说，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和等待，他决定不再坚持下去，“生活还在继续，得做点能赚钱的事。”  　　叽歪创建于2007年6月，和国内很多微博网站一样，李卓桓曾希望把叽歪打造成中国版的Twitter，虽然离盈利还遥远，但他一直相信，这是一个社会媒体平台，商业价值终有一天会爆发出来，为此他一直在努力寻求融资、改进产品。但到了2009年7月21日，这个梦想被迫戛然而止。  　　李卓桓记得当天IDC打来的电话是这样说的，“接上级通知，要求你们停止服务。”没有给出具体的理由，也不知道“上级”是哪个部门，但显然这个通知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如果我们自己不停止服务，就会被拔网线。”李卓桓对政府监管并不陌生，但一般只是删除不良内容，直接要求网站停止服务，还是第一次。  　　7月22日，叽歪的官方博客写了两句话，一句是麦克阿瑟的名言“Old soldiers never die, they just fade away（老兵不死，只是逐渐凋零）。”另外一句是“叽歪把自己藏起来了，你还能找到TA吗？”不无调侃的意味，此时李卓桓认为，叽歪应该很快就可以重开，不幸的是，他过于乐观了。  　　叽歪并不是唯一一家被要求停止服务的微博网站，当7月21日当天，还有嘀咕、做啥等网站接到了类似的通知而停止服务，而此前的7月8日，另一家微博网站饭否也突然关停。对于微博网站的整顿是中国互联网专项整治的序幕，到2009年年底，被涉及的网站数量将近10万家，而其中大多是个人创业者的网站。  　　对于一家互联网公司而言，网站被关停就几乎等同于死亡，作为创始人，李卓桓立即开始了寻求解决方法，但问题是，他不知道该找谁。“政府对互联网是多头管理，工信部、新闻办、网监处都是互联网公司的主管部门，但很难找到具体负责的人。”  　　整个8、9月李卓桓都在想各种办法，让重新提供服务，他和一些主管部门的人沟通过，甚至写过检讨，但网站始终开不了，“可能大家也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心照不宣，但无法给你解决。”  　　值得庆幸的是，网站虽然关了，但公司还算在正常运作之中，因为李卓桓相信十一之后应该会有转机，但十一之后依然是无尽的等待：主管部门从来都没有说不能开，但也从来都没有说什么时候能重新开，这无疑是一种让人煎熬的状态，但似乎最开始的痛苦慢慢地变淡了。  　　“如果你失去了一条胳膊，一开始肯定是痛不欲生，很绝望，但慢慢也会过去，会习惯，到最后这变成生活中正常的一部分，会继续去做你该做的事。”李卓桓说，“10月后，团队的人慢慢走了，没办法，平台没了嘛，到十二月，我感觉已经基本上觉得开不了了。”   　　在创建叽歪之前，李卓桓曾在ChinaRen.com担任网络工程师，并参与创建优酷网，因其互联网创业经历，2009年10月上旬、12月下旬，李卓桓也作为清华企业家协会（TEEC）的成员分别去了一趟美国和台湾。在美国，他参加华源会、亚杰商会的年会，参观了Google、CISCO、RockYou、Facebook、Apple等一系列硅谷的成功公司；在台湾，也参观了台湾大哥大，无名小站，以及很多SP公司。  　　“我觉得创业的想法大家没什么太大的区别，他们也有很多项目不靠谱，但关键是人家想做什么，只要不违法去可以做，没有约束，搞成的搞不成，大家都愿赌服输。一家创业公司创业一年自然死亡，和半年因为莫名其妙的原因被关而非正常死亡，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李卓桓说，“我觉得创业的环境不是管出来，主管部门管的越少越好。”  　　未来做什么？李卓桓还没有想好，“互联网上可以选择的事太多了，但是，能做不一定能做好，能做好不一定能做成。以前我是只要自己喜欢，扑上去就搞，但现在做之前要想一想，看看里面有没有潜在的风险。”(the founder magazine issue 201003) http://swelse.com/2010/02/23/the-sudden-death-of-jiwai-dot-de/ 　　摩尔庄园以“快乐”为内核，以互联网为路径，向儿童文化娱乐领域渗透。目前为止，它非常成功 　　文 | 《创业家》记者 张凯锋 　　30岁的汪海兵刚刚领了结婚证，但他早已经预定了自己作为好父亲的角色：在为中国两亿儿童创造快乐的梦想中，无疑也包括他未来的孩子。 　　目前来看，这个梦想有个良好的开头。自2008年4月推出《摩尔庄园》以来，已经有3000万用户注册，其中绝大多数是6~14岁的儿童，他们在这个虚拟的网上乐园里，玩各种小游戏、聊天、穿漂亮的衣服、打扮自己的小屋，或者向丝姐姐、米奇哥哥倾诉喜怒哀乐。 　　互联网从不缺乏迅速崛起的明星公司，但淘米公司是第一家明确提出做“儿童娱乐”的公司。汪海兵试图以“快乐”为内核，以互联网为路径，向儿童文化娱乐渗透。它的终极目标是网络迪斯尼，而途中一定会遇到喜羊羊、QQ宠物以及同样有过“网络迪斯尼”梦想的盛大等重量级对手的劫杀。淘米能走多远？ 　　摩尔庄园是汪海兵第三次从零开始创建的一个产品。2000年，大二学生汪海兵搭建了华中科技大学的门户网站华中大在线。2005年，加入腾讯不到一年的汪海兵担任QQ宠物项目总监并获得成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中国的儿童互联网市场仍然一片空白，并于2007年10月与两位腾讯同事程云鹏、魏震共同创建淘米，此后两年的发展证明了这个市场的潜力。 　　创始人的腾讯工作经验为淘米奠定了基础，而这个年轻团队摸索出的一套让“妈妈放心，孩子欢喜”的独特心法是其崛起的秘密。     摩尔的核心创始成员，CTO魏震（左）、CEO汪海兵（中）、COO程云鹏（右）三个人都是从腾讯出来的中层，他们继承了腾讯的基因 　　改变用户习惯，就是颠覆 　　每周四晚是摩尔庄园更新版本的时间，关闭服务器的时间从平时的12点提早到10点，这也是汪海兵每周最忙的时候：上传新版本，然后检查、调试、修补可能出现的漏洞，作为摩尔庄园的创造者，他要确保周五早晨服务重启时万无一失，这是一项需要耐心的工作，等一切更新完毕，往往已经周五清晨。 　　6点，服务器启动，用户登录时会发现，摩尔庄园的故事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此时汪海兵才会回去休息，他应该睡得不错。因为周五傍晚和周六日，涌进庄园的小朋友们都会找到新的乐趣。举个例子吧： 　　圣诞将至，圣诞老人却被绑架了。如果不去解救，所有人都将不会收到圣诞礼物，对摩尔庄园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危机。 　　你，庄园里的一名普通摩尔，踏上了去解救这个危机的道路。来到摩尔拉雅山顶，用雪球砸晕捣蛋鬼，进入圣诞城，用吸铁石在瞌睡虫身上拿到钥匙，进入圣诞屋，回答小博士的问题，得到唤醒药水，通过开心果给的小游戏，拿到神秘基地的钥匙，然后用药水唤醒圣诞老人，找到圣诞老人的衣服。 　　圣诞老人起床后，告诉你被绑架的原因，原来人们已经忘了圣诞节的含义是爱和给予，而只是索取礼物，捣蛋鬼们希望通过绑架圣诞老人，让所有人过一个没有礼物的圣诞节，从而理解圣诞节的真正含义。当你明白了这个含义，自然会给你的朋友制作并送去圣诞节的礼物。 　　最终，你拯救了圣诞城的危机，并且明白了圣诞节的意义。 　　这就是摩尔庄园的圣诞节任务，它符合儿童的知趣与心性，也不难完成。这种任务每周都会有更新，但新内容并不太多，任务通常一两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但对于6至14岁的儿童，已经有足够并且适当的吸引力。 　　“成人玩游戏往往追求的是刺激性，而孩子对于快乐的诉求是轻量级、快节奏的，他很容易觉得这个很好玩，但很快就会失去兴趣。”汪海兵说，“所以我们才会选择每周都更新，不断有新剧情出现。”这种周四到周五例行的版本更新已经持续近2年，从摩尔庄园注册用户数不足百人，到突破3000万，从未改变。 　　中国的互联网用户具有明显的低龄化特征，网民中的青少年比例极高。CNNIC报告显示，到2009年6月30日，中国3.38亿网民中有33%是10至19岁的青少年。但长期以来几乎没有专门针对儿童的网络服务，有超过1亿的青少年面对的是一个针对成人设计的网络世界。这自然会产生社会问题，而汪海兵则认为，这更是个商业机会。 　　QQ用户群本身就以青少年为主，主要分布在15~25岁之间，而14岁以下的用户比例较低。但中国的用户绝对数量很大，即便是所占比例较小，仍然是一个大市场。以QQ宠物为例，14岁以下的儿童用户的比例约占10%，并且增长空间很大。 　　但儿童上网是个敏感的社会问题。“中国的妈妈怎么会让自己的孩子上网呢？网上乱七八糟什么东西都有，怎么能让孩子去看呢？”汪海兵创业初期，不被所有人看好。 　　“韩国小学生的上网比率是98%，4岁小孩上网的比率是80%，为什么中国的孩子不能上网？现在的孩子拿鼠标的时间甚至要早于拿铅笔的时间。” 汪海兵相信，中国的儿童上网趋势不可避免，“在做摩尔庄园之前，中国的孩子在互联网所能得到的绿色健康的服务可以说没有，唯一存在的是小游戏，玩单机版的小游戏。” 　　2007年9月，他和另外两位腾讯的同事程云鹏、魏震同时辞职开始创业，汪海兵担任CEO，主管产品和战略，程云鹏为COO，主管行政和市场销售，魏震为CTO。最初他们设定的目标用户是3~6岁的幼儿，但“企鹅俱乐部”(Club Penguin)改变了他们的想法。这个2005年10月在美国推出的在线虚拟社区，以企鹅为形象，玩家可以在里面玩各种小游戏，与其他玩家聊天，会员需要每个月支付5.95美元，从而获得更多的家具和服装。这个虚拟社区一经推出就获得了极大的成功，2007年7月被迪斯尼以7亿美元收购。 　　其实，摩尔庄园就是对企鹅俱乐部的模仿。用最简单的眼光看，“摩尔庄园”大致可以看做一个集合了各种小游戏的虚拟社区，除了每周更新的剧情任务，还有开心农场、泡泡龙、拼图、找茬、连连看、俄罗斯方块、黄金矿工等经典游戏，以及一些原创小游戏，比如骑士卡牌、经营餐厅等等，很难看到摩尔庄园有什么颠覆性的独特创新。 　　而汪海兵却相信，这就是一款革命性的产品。“摩尔庄园为什么从根本上得到孩子们的欢迎？实际上是颠覆了中国儿童通过互联网获取到健康快乐的方式。” 　　儿童上网最主要的活动是用QQ聊天，上百度搜作业，玩各种小游戏。如果说摩尔庄园在小游戏的玩法上有所改变，那就是将分散的小游戏集合到了一个虚拟社区。在这个虚拟社区里，除了玩游戏，还可以打扮自己、装饰小屋，更可以和朋友一起玩。“看起来很简单，是不是？”汪海兵自问自答，“但摩尔庄园诞生之前，小朋友们就是不能在一个公园里走一走看一看，然后和几个人一起玩小游戏，他只能在一个古板页面上选中一个图标然后开始独自玩小游戏。这就是颠覆——不是对技术的颠覆，而是对某一个群体行为习惯的彻底改变。” 　　关于这种仅在游戏玩法上有所突破所带来的商业价值，有一个参考案例。1996年，任天堂发布7年的掌上游戏机Gameboy经过最初的流行后开始没落，但一款名为《口袋妖怪Pokemon》的新游戏却彻底改变了这一状况。这是一款宠物妖怪养成类的游戏，其最大特色是玩家可以联机对战，并且可以交换、分享彼此的宠物妖怪。在此之前，几乎所有的Gameboy都不具备这一独特玩法，尽管Gameboy的通信功能早就存在。这一个卖点改变了Gameboy的命运，其后口袋妖怪诞生了无数后续的游戏、漫画、动画以及其他衍生品，在全球玩家中都拥有极大的影响力，至今的销售额达数十亿美元。 　　摩尔庄园会是另一个口袋妖怪吗？不妨看一组数据，摩尔庄园之前，儿童主要去一些小游戏网站玩，其中最大的是李兴平创建、蔡文胜力挺的4399。2008年6月，其百度指数(百度根据用户搜索量为基础推出的网站关注度)是11万，摩尔庄园当时刚推出，为0。到2009年8月，两者的百度指数基本相等，都是20万。这表示，有“颠覆性玩法”的摩尔庄园的增长速度要远高于4399。 　　快乐工程师们 　　2009年8月27日，习惯于对网络产品指指点点的央视《朝闻天下》报道了摩尔庄园，主持人称暑假中有很多孩子喜欢上庄园玩游戏，交钱养高级宠物，并将摩尔庄园称为“儿童版开心网”，他表示：“如果沉溺于网游，用它来代替课余活动，往往会削弱青少年的意志。” 　　当天，激动的小玩家们不约而同涌进百度的“朝闻天下吧”开始“爆吧”，就像一次虚拟版的示威游行。他们不断发表帖子，表达对央视报道的强烈不满：“为什么我们会喜欢摩尔呢？因为摩尔适合我们。大人口口声声说不打游戏是为了我们好，其实是他们为了自己的荣誉……有心事还可以上摩尔倾诉！大人们会听吗？” 　　陈格雷跟这些孩子站在一条阵线上。他是卡通形象张小盒的运营者，也是一位8岁孩子的父亲。他经常和儿子一起在摩尔庄园里钓鱼滑雪。“摩尔庄园的内容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能理解父母对儿童上网的担心，但过去我们不也担心孩子看电视吗？我不觉得摩尔庄园这样的网站会比电视更坏。” 　　“儿童版开心网”显然是个荒唐并且错误的标签，交友并非摩尔庄园的主要功能。小朋友的生活很简单，每天接触的除了父母，最多就是同学，他们并不喜欢在社区里交新朋友。往往是，同学们见面时聊摩尔庄园里的新鲜事，但到了庄园里却各自玩各自的游戏和任务，而这些经历又成为第二天在校园里的谈论内容，其行为特点和开心网等SNS有着明显的区别。 　　当然，儿童和成年人的差别远不止于此，挖掘这些差别并且用产品的形式加以体现，就是摩尔的价值。在淘米，有70%的员工属于“工程师”。不必惊讶，汪海兵把所有的游戏策划、美工、技术人员都统称为工程师，快乐工程师。摩尔庄园几乎没人有过制作大型网络游戏的经验，实际上，这是汪海兵刻意回避的，因为为成年人和儿童制作游戏，是完全不同的思路。 　　“你是不是能做到用孩子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这是我们挑选人才的第一条要求，然后才是专业技能。”汪海兵说。 　　1.用孩子的眼睛看世界 　　王瑶(同事喜欢叫她Cat)就是这样一个能用儿童眼睛看世界的人。她是淘米公司最早的员工之一，最初她担任主美术的工作，但后来变为摩尔庄园的主策划。这位脸上还长着青春痘的女孩说话声音轻柔，语速不快。 　　“小朋友会真的把摩尔庄园看做是自己生活的地方，把自己当做小摩尔，甚至会和宠物拉姆沟通。小朋友会在日记里这样写：今天我的拉姆心情不太好，我带它出去跑步了，它就变得很开心。”当她说这些话时，口吻也带有明显的孩子气，似乎自己就是孩子，似乎她正在对话的人就是孩子，但毫无矫揉造作之感，完全是性格的自然流露。 　　当被问到为什么把主策划这个极重要的职位给一个不经世事的年轻女孩子时，汪海兵眼睛一亮：“你去看看她怎么说话就知道了。” 　　2007年底来淘米之前，喜欢小朋友的王瑶就曾在一家儿童教育软件公司做2年的美工。儿童教育软件是用寓教于乐的游戏，比如通过玩游戏认识拼音和字，更接近于课堂教育，相对刻板，不容易被儿童接受。王瑶把这个阶段做的产品称为1.0，而摩尔庄园就是2.0的产品。因为2.0基于互联网，更方便互动，也更好玩，“对儿童产品来说，好玩才是最重要的”。 　　理解儿童的前提是，要平等对待他们。王瑶说：“大人会觉得小孩就是小孩，能有什么想法呢？但他们不喜欢被当做小孩。你要跟小孩子说话，站在那么高，他都会不愿意跟你讲话，你要蹲下来跟他讲话，你要跟他平等，心态上要跟他更接近一点。” 　　王瑶常常去学校门口蹲点，和小学生聊天，话题未必和产品直接相关，可能更多的是儿童生活本身。只有了解他们的生活状态，才可以设计出能真正吸引儿童的产品。“现在的小孩没有机会到大自然里去玩，平时要上课，周末可能还有很多辅导班要上，他们只能在网上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王瑶说，“为什么儿童喜欢摩尔庄园，我问过很多小孩，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在这里完全由自己做主，可以打扮自己、装饰房子，他觉得现实生活中穿什么自己决定不了，房子里摆放什么也决定不了，但在摩尔庄园里自己就是主人，所有东西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个很大的满足。” 　　在产品细节上，和儿童的直接交流同样能带来收获。摩尔庄园里最初没有银行，但有小朋友觉得自己的摩尔豆(游戏里面的货币)太多，不知道怎么花，才增加了这个机构。而有了银行之后，很多小朋友都会问妈妈：“为什么我把钱存银行里，钱会变多，那银行不亏本了吗？”于是，摩尔银行开始向小朋友普及一些简单的金融知识。 　　2.纯粹的快乐 　　摩尔庄园并不是淘米最早的计划，事实上淘米制作的第一个社区游戏名为《水果娃娃》，目标用户主要是3~6岁的学龄前儿童，以各种水果作为人物形象，更偏重于教育，而不是娱乐。 　　水果娃娃的主策划郑宙理在当时的感觉是“纠结”。他是淘米网的第一位员工，也是第一位策划，经历了摩尔庄园整个的创业过程。当时虽然水果娃娃的产品DEMO都做出来了，但学龄前儿童上网的人数还是很少，并且教育不是淘米的强项，当时整个团队都是做互联网出身，很难把握一款教育元素偏多的网络社区类游戏。 　　“当时觉得用户群的年龄层应该要稍微高一点，主要是小学生，他们学习的负担已经很重，更需要快乐，社区类游戏容易被他们理解，能玩起来，所以做了摩尔庄园。” 　　在郑宙理看来，摩尔乐园每周更新版本的原因很简单：小朋友喜欢听故事。“我们的故事情节会随着新版本发布往下推，就像动画片一样，只不过形式换成互联网。而且这个设定会让小朋友有种期待感，能让他们感到这个虚拟世界是在不断变化的，并且自己能参与其中。” 　　郑宙理曾经在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工作，后来加盟腾讯，是汪海兵的旧部下，也是QQ宠物的策划之一。他离开腾讯的时间早于汪，汪海兵开始创业时第一个就找到他。郑加盟后成为摩尔庄园最早的策划。 　　与王瑶亲切的风格明显不同，郑宙理看上去是一位很理性的大男孩。他没有像王瑶那样时时处于儿童的世界，而是像一个逻辑清晰的大人一样，在比较中提炼儿童的特点。“小朋友的快乐很纯粹，一个简单的设定就会让他们发自内心地开心，这和成年人不一样。成年人对于快乐越来越迟钝，需要更多的刺激，比如要升级升到多少级，PK打败了谁才觉得过瘾，但小朋友很简单，圣诞节收到一个小礼物就很开心。” 　　摩尔庄园也并非仅仅给儿童带去快乐，“母亲节时，我们做了一个母亲树的任务，希望小朋友在这天为自己的妈妈做个礼物或者说一声谢谢妈妈，很多家长都很感动。” 郑宙理说，“我们在游戏中也会教育孩子怎么做人。”这样做的目的或者后果，会让孩子的家长感到快乐。 　　现在，郑宙理是淘米网另一款游戏《赛尔号》的主策划，这是一款于2009年6月推出，以小男孩为主要目标用户的游戏。主人公的形象是名为赛尔的机器人，场景是探索太空的宇宙飞船，有名为NONO的助手，剧情比摩尔庄园更激烈，比如可以捕捉外星精灵互相PK。目前，王瑶担任主策划的摩尔庄园中，女孩子的比例超过60%，而赛尔号中男孩的比例为80%。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人都知道黑猫警长、葫芦娃，我们希望下一批90后、00后的孩子，他们聊的是摩尔庄园、赛尔号。” 　　3. 不要用“请”，直接说小名吧 　　刘慧璇的嗓子明显沙哑，这和她的工作性质有关。这位淘米网客服总监，忙的时候也需要亲自去接听用户的电话。她的工作经历颇为有趣：面对的服务对象不断低龄化。最早是在金融机构工作，因为不喜欢刻板的工作方式和气氛，2004年加盟腾讯，服务对象变成了青少年，2009年又加盟淘米，面对14岁以下的儿童。 　　淘米客服部共有55个人，而整个公司也不过234人，几乎占据1/4。除了热线电话，客服还包括游戏中的回复邮件、审核投稿以及百度“摩尔庄园吧”中的内容管理。因为主要用户都是14岁以下的小朋友，与其他互联网公司相比，摩尔庄园的客服方式也有其独特之处。比如热线客服几乎不说“您”或者“请”，而是会问小朋友的小名，然后直接用小名来称呼。 　　客服热线电话的多少也伴随儿童的作息时间而起伏：早晨有一些电话，有小朋友一起床会先上上线喂宠物，收割植物；中午是第一个小高峰，小朋友11点半放学后也会登录；1点半后，小朋友上课了，电话就比较少；4点半以后，小朋友放学了，这是一天中的高峰，会一直持续到8点。周末则是全天热线不断，晚上的高峰时间会到10点左右。 　　不是周末的时候，每天会有7个热线客服，平均每人每天会接到近120通电话，即每天约800通。而周末则需要有14个人，总的电话数量大约在1500通，每一通电话往往长达三四分钟。尽管多数问题并不复杂，比如忘了账号或密码，但稍稍复杂一些的，小朋友往往表达不清，“我们会引导他，尽量用封闭式的问题，让他回答是或者否。开放式的问题小朋友有时候说不清楚。”刘慧璇说。 　　每天的热线电话都会被归成建议、bug等类别，再汇总成一份日报反馈给设计和技术部门，然后再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处理。如果有急事，“就直接冲过去和Benson(汪海兵)说了”。 　　与热线相比，小朋友的邮件内容更为丰富，游戏剧情的走向、游戏细节设置的不合理以及对游戏的一些建议等等，这部分邮件的内容往往会给游戏带来很有价值的反馈意见。比如，2009年12月29日，摩尔报社收到一个小朋友的邮件，说马上要期末考试了，在庄园里玩太长时间，会影响学习。这个邮件通过客服人员的审核，30日，刘慧璇将这个信息反馈给汪海兵，31日，摩尔庄园里加上了提醒：小朋友们，要认真复习，不要贪玩。 　　还有不少邮件与摩尔庄园的游戏无关，而是小朋友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比如有小朋友是单亲家庭，会写到内心的孤独；或者考试考得不好，感到失落。这些问题，全部都是王瑶们了解用户、更新剧情、掌握节奏、营造气氛的直接材料来源。 　　很大程度上，回稿的客服人员扮演着小朋友知心姐姐的角色。事实上，“客服人员定期都会做儿童心理教育方面的培训。”刘慧璇说，“很多时候小朋友的心理和行为需要引导，我觉得我们的工作有一点公益的感觉，而这正是我感兴趣的地方。” 　　先让妈妈放心，然后赚钱 　　当一个互联网公司拥有数千万用户后，接下来的问题显而易见：如何将用户转化为收入。但如果这些用户主要是14岁以下的儿童时，可能需要考虑的问题更多——不能像某些面向成人的网络游戏一样，用各种方式来诱使用户尽可能地多花钱，并且，这些儿童手里其实并没有什么钱。所谓到目前为止，摩尔庄园在取得收入上“非常谨慎”。 　　淘米的口号是“妈妈放心，孩子欢喜”。很大程度上，“妈妈放心”是成功的前提。因为大部分父母可以决定小孩能否上网，而没有父母会让孩子玩他们不放心的游戏。 　　之前，中国互联网业内从未有网站会每天主动定时关闭服务，而摩尔庄园则每晚都会定时关闭服务器。最初在公司内部这种做法曾有争论，汪海兵只讲了一句话就结束了争论：“晚上12点以后孩子还上网妈妈会放心吗？”如今这几乎成为所有同类网站的标准做法。并且，为防止沉迷，在游戏中玩了2小时之后，就不会获得任何奖励和经验，并不断提醒玩家应该停止游戏去休息。 　　这种细节对于没有太强自控能力的儿童来说至关重要。有父母开始将米米卡作为送给孩子的礼物，并和他们一起在摩尔庄园里玩。“每天都会有一些奇怪的人上线玩小游戏、做任务，他们是传说中的爸妈打工团。”王瑶说，“因为小朋友平时上学可能没时间来玩，父母们就会帮着来赚一点摩尔豆。” 　　淘米的主要收费内容是增值服务，摩尔庄园中的超级宠物拉姆或者赛尔号宠物超能NONO，和腾讯QQ的会员收费标准一样，该服务需要每个月支付10元。但淘米故意不把这种收费称为会员费，而是称为超级拉姆和超能NONO。和普通宠物相比，超级拉姆具备更为强大的功能，比如会有一些独特的道具，或能去一些独特的地方。汪海兵不愿意透露付费用户的数量，但不妨做一个简单的估算：摩尔庄园有3000万注册用户，假设平均有1%的用户开通一整年的超级拉姆或超能NONO服务，那么仅此一项，淘米网一年的收入即可达到3600万。据称，234人的淘米公司最近取得了收支平衡，从此估计，淘米年收入应该在2000万~3000万这个区间。 　　游戏中所有收费服务均用米币作为单位，如同腾讯Q币一样，1米币等于1Q币，而米币则可以通过支付宝等网上充值，或者购买米米卡——全国各主要城市的小学学校周边大都可以买到米米卡。摩尔庄园中收费的道具、装备数量很少，价格也很便宜，通常在5米币以下，并且每个月用户在游戏中使用米币都有30元上限，这也是普通网络游戏中极为少见的设定。“我们对所有的线上收费都很谨慎。”王瑶说。 　　但对于另一块收入，汪海兵却不会谨慎，而是相反，开足马力。这就是线下的品牌合作。 　　摩尔庄园的衍生品业务早就已经尝试，红鼻子鼹鼠摩尔的形象已经通过授权变成了公仔、服装、图书、扭蛋玩具等。淘米网不会介入生产，而是找专业的合作伙伴，自身只提供创意与卡通形象授权，以分成的方式获得收入，虽然这部分收入在目前的整体收入中所占比例很小，但在未来几年，将成为淘米的主要收入来源。其原因是： 　　第一，摩尔庄园在形态上接近游戏，属于娱乐。但中国父母更愿意把钱花在教育产品上，因此采用摩尔形象的书包、书籍等产品更容易为父母所接受，这才能撬动中国家庭为孩子准备的大额的硬预算。 　　第二，与只有10元的米米卡相比，公仔、服装等衍生品的价格往往要高得多，超出多数儿童的消费能力，需要父母来购买。所以，这意味着淘米网不仅要打动儿童，还必须吸引他们的父母，“让妈妈放心”。 　　第三，某种程度上，衍生品本身还具备广告的作用。很多父母一般不会主动上摩尔庄园，或者即使有所了解，也只是把它当做一个互联网公司，不会太关注。但如果父母在儿童用品商店看到淘米授权的精美衣服、玩具、公仔等，他们会意识到，淘米并不仅仅是个互联网品牌，而且是一个儿童品牌。 　　同时，淘米已经开始制作摩尔庄园的电影和电视节目，并且摩尔庄园已经和蒙牛、诺亚舟等传统企业合作。比如与蒙牛的儿童营养乳酸性饮料“妙妙”的主要合作方式是：妙妙包装盒上印有摩尔的卡通形象，而蒙牛也会在电视广告中为摩尔庄园做推广，而摩尔庄园则会提供一定的奖品，并且在其线上平台为蒙牛妙妙做推广。两个相关的数据是：妙妙的年销量是6000万瓶，摩尔庄园的注册用户是3000万。 　　淘米：做工具还是做服务？ 　　我们到底往哪个方向走？业务扩张到底按照什么样的模式、什么样的逻辑、什么样的思路？这是2009年汪海兵思考最多的问题。 　　摆在前面有两条路，一是纵向地提供儿童聊天、儿童邮箱、儿童浏览器、儿童搜索引擎甚至儿童B2C等所有和儿童有关的具体业务，另一条是做一个纯粹的儿童娱乐公司，其他的服务则让更专业的公司去提供。 　　汪海兵选择了后者。“这是一个大的思路，即时通讯、邮箱、搜索引擎是互联网上最基础的应用，儿童用的和成年用的并没有本质区别，就好像并没有专门为儿童提供的电和水一样。但是跟文化相关的东西，儿童和成人一定有很大的区别。” 　　2010年元旦前夕，汪海兵第一次在公司内部宣布了淘米网络的愿景：做最受中国家庭欢迎的儿童娱乐公司，这是一个长期的目标，而三五年内的目标则是成为最受中国家庭喜爱的儿童互动娱乐公司。“从公司的愿景上来讲，并没有太多的互联网元素在里面，但是我们一定要把互联网当成最基础的平台和工具。” 　　汪海兵的愿景是变化的，一年前，他的目标是做“中国最专业的儿童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从“儿童互联网”到“儿童娱乐”，一词之差，格局完全不一样。 　　互联网是一种最朴素的工具，它现在融入生活的程度还很低，也许不到10%，而未来，它就像电或者自来水，这意味着，互联网本身并没有特殊之处，只是其产品和呈现和传播的一种方式，内容才是关键。而所有内容的核心是快乐，只要生活继续，快乐也就继续。 　　“淘米公司最原始的只创造三个东西：创意、故事、卡通形象，有了这三个东西，就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演绎它，动画、电影、话剧、漫画，当然也包括线上游戏，都可以演绎。”在商业视野上，汪海兵试图超越互联网。 　　刚刚加盟淘米网的朱承华很认同这一点，他之前在迪斯尼中国公司工作。“我在迪斯尼学到很重要的一点是，快乐是每个人最根本的需求，特别是对于孩子，但在中国国内很少有专注做儿童娱乐品牌的公司，更多的是儿童教育方面的。” 　　最后一个问题：当儿童长大了，他还会是摩尔庄园的用户吗？摩尔庄园所能影响到的用户群会不会随着儿童一代人数变少而逐渐萎缩？ 　　“不会，儿童总会长大。但很多年后他一定会记得，在他十来岁的时候，曾经有一只红鼻子的鼹鼠摩尔给了他很多的快乐，那时，他也许会买我一个印着摩尔头像的咖啡杯。”汪海兵说。 http://swelse.com/2010/02/21/61-dot-com-the-factory-of-happiness/ 　　12月的时候采访了一下邹胜龙，当时我们觉得迅雷处于一个瓶颈之中，但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邹胜龙非常自信，他把迅雷的未来和淘宝甚至百度、腾讯相提并论，我们觉得这是有问题的。我对迅雷的基本判断是：它可以成为一家活的不错的互联网公司，但很难成为一家重要的公司，邹胜龙的梦想很大，不过从现在的情况看，我只能认为那是一个幻象。今天下午，收到土豆Gary的短信，大意是觉得这个稿子的分析不错，同时他也提到迅雷还是有机会突破的，关键是看他们怎么做，我认同他的看法，作为有点竞争关系的同行，Gary的心态很好。 　　希望迅雷能走好。 [caption id="attachment_375" align="alignnone" width="350" caption="邹胜龙"][/caption] 　　一家以技术为基因的创业公司，最终被迫要打一场并不擅长的战斗；邹胜龙一再自比腾讯和淘宝，但这很可能只是一个麻痹的幻象 　　文｜《创业家》记者 张凯锋 　　编辑｜《创业家》特约顾问 程苓峰 　　从位于深圳软件园的迅雷公司总部向西南望去，不到一公里之外有一座新建成的大厦，大厦顶部蓝色的“腾讯”字样尽管并不张扬，但所有的中国互联网公司都明白，这两个字只有一个含义：一个不愿面对又无法回避的对手。37岁的邹胜龙每天上班一抬头就能看到这两个字，对他来说，腾讯显然意味着更多。 　　迅雷以下载起家，但却是腾讯给了迅雷最大的商业化启发。可以说迅雷正在复制腾讯的发展路径：首先依靠一款产品获得海量用户，然后在此基础上推出互联网增值服务，并将流量变现，用邹胜龙的话说，即所谓的“先圈地，后种地”。2009年第三季度，腾讯在互联网增值服务上的收入超过26亿元，这是一条被腾讯证明了的光明大道，但迅雷能在这条路上走多远？ 　　2004年迅雷崛起，凭借着下载速度快的特色，迅速超越网际快车等其他同类下载软件，成为下载领域的领先者，2008年的市场占有率超过73%，累积装机量超过2.6亿。伴随着市场占有率的提升，迅雷也获得VC的追捧，2004至2007年，迅雷获得IDG VC、晨兴、联创策源、Google等多家机构的投资。邹胜龙在2006年曾表示：迅雷于2008年上市。 　　但下载只是一个基础服务，迅雷很难将海量的用户、流量转化为收入，邹胜龙的解决方法是向腾讯学习，推出增值服务。从2006年开始，迅雷推出迅雷在线，通过技术整合提供在线视频服务；2007年迅雷投入全部力量研发迅雷6，加入SNS元素；整合多玩网赠与的搜索工具gougou.com；到2009年，迅雷最终将重心放在在线视频和网络游戏上。 　　“再给迅雷五年，我相信迅雷可以做到今天腾讯的规模，因为这个增值平台上的东西是非常有价值的。”12月8日晚，邹胜龙对《创业家》杂志说。 　　但事实上，迅雷远非邹胜龙所说的那么乐观，它至少面临着三个很大的挑战：用户、版权，以及下载价值的萎缩。 　　一、用户。尽管都有海量用户，但迅雷与QQ之间有本质区别：QQ是一个沟通平台，承载着用户的社会关系，甚至感情寄托，具备极强的用户黏性，因此用户可以为QQ空间、Q-Zone、QQ秀这种增值服务支付费用；迅雷则只是一个工具，用户使用它仅仅为解决下载的需求，而不会长时间地将目光停留在下载界面，增值服务就成了无源之水。也可以说，腾讯圈到的是地以及地上的住家户，迅雷圈到的只是一条小径，以及上面匆匆而过的路人。 　　二、下载。作为一种互联网服务，下载必将消亡。随着带宽不断提高，多数应用都已不需下载到本地，直接在网络上就可以完成，这就是所谓的“云计算”的未来：用户只需要将自己的终端插入云中，云中的一切服务即可为我所用——即便是高清视频这种巨大的文件，也可以在浏览器中实现流畅播放，谁还需要下载？谁还会容忍电视剧占领自己的硬盘？技术和基础设施的发展完全可以动摇迅雷的地基。 　　三、版权。如今的迅雷早已不仅是个下载软件，2009年7月，迅雷将“在线”与“看看”两部分合并，成为在线视频点播网站。与土豆、优酷等视频分享网站不同，迅雷看看主打的是高清影视作品，虽然国内的影视作品大都已经获得版权方的授权，但几乎所有的国外影视作品都没有获得授权，对于以广告为主要收入来源的迅雷看看， 这是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炸弹。即便迅雷可以用国际上盛行的“避风港原则”来规避，但今天的大广告主已经很难接受其品牌与一个盗版网站为伍。自然，迅雷已经多次被版权方告上法庭，甚至广告主都成为第二被告。 　　在过去两年中，一度高速成长并喊出2008年上市的迅雷明显沉寂下来，其原因是迅雷还在尝试从其海量用户和流量中获得规模化、可持续并且有创新的收入模式，这个过程并不容易，并且也不可避免地犯了一些错误，但到2009年12月，邹胜龙自认似乎找到了方向。 　　“迅雷的规模早就足够上市了，为什么没有上？因为这个收入没有让我感觉特别舒服，我还没有找到那种下载一次赚1毛钱的收入模式。”邹胜龙说，但他相信自己现在已经找到了最合适的收入模式，即视频广告和网络游戏。“下一拨上市的企业里面应该至少有两个非常大的，一个可能是淘宝，一个是迅雷。” 　　但这个判断底下，我们还难以找到一望即知的证据。淘宝是一个开放的电子商务平台，所有个人和商家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展开业务，加之阿里巴巴和支付宝的支撑，搭建了一个完整的、独有的、垄断的生态系统，2009年这个生态系统的交易规模达2000亿。迅雷也有流量和用户，但只属于单一工具的下载和视频，以及靠贩卖流量获得的广告和网游收入，与淘宝的生态系统毫无可比性。倘若两者都能上市，其概念和市值绝不可能在同一量级。 　　从2003年创业至今，迅雷经过了从技术到产品、从产品到用户、从用户到收入三个阶段，这是一个技术型互联网公司的典型发展路径。但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公司，必须有第四个阶段：从收入到概念，也就是一种自成体系的商业模式。腾讯的概念是以IM用户群为基础的在线生活，淘宝的概念是开放的电子商务生态体系。有没有这个概念，就是迅雷从“活下来”到“成角儿”的一条分水岭。 　　从鼓励创业与创新的角度，迅雷无疑是一个标本式的成功案例。怀抱梦想的创业者以技术立业，这在中国互联网里绝不多见；再到开发产品、占领市场、探索模式，这一条狭窄链条上的每一个关口都有死掉的可能。迅雷一路走到今天，到了“历史上最好的时候”，但也同时到了“历史上最危险的时候”。一旦当你要跃上主流的竞争擂台，你所受到的压力和挑战只能越来越血腥。我们在这里梳理迅雷的历史阶段，关注他突破瓶颈、与巨头过招的经验，期望能对更广泛的互联网创业者给予借鉴。 　　从技术到产品 　　中国互联网产业中以技术立业的公司并不多，大部分公司都并不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在邹胜龙看来，百度、迅雷是其中少数拥有技术基因的异类。“迅雷的分布式计算技术是全球领先的”。 　　迅雷最早公司名为“三代”，这并非是指无线通信的3G，而是指第三代分布式计算技术框架。所谓的第三代分布式计算框架，其基本原理是：通过一种算法给互联网上所有的电脑编号，实现电脑间的定向寻址，大大提高寻址速度，从而提升分布式计算的效率。举例而言，假如网络中有100万台(10的6次方)电脑，从其中一台电脑到另外任意一台电脑的需要寻址次数不超过6次，如果网络电脑数量为1亿台的话，寻址则不超过8次，可以说，这个基础性的理论是迅雷的技术地基。从应用到下载，迅雷可以通过搜索，自动为用户寻找到匹配的目标文件，增加下载源，从而大大加快下载的速度。 　　但下载并非最初的选择，2003年初，邹胜龙和程浩创业之初是想做电子邮件的分布式存储系统。当时国内的电子邮件曾有一股收费潮流，主要的卖点就是更大的存储空间，邹和程认为这是一个机会。但电子邮件本身是一个成熟的技术，后来者即使有所创新要想进入这个领域也并不容易，他们并无人脉和资源积累。邹胜龙曾找到网易希望为其提供技术，但并不认识丁磊，在电子邮件领域拥有强大技术的网易也不屑于采用别人的技术。 　　到2003年底，邹和程就意识到电子邮件的分布式存储并没有太大的商业空间——确实如此，2004年的4月1日，Google便推出了容量达1G的邮箱服务Gmail并且免费，打破了所有电子邮件收费的可能。如果说做电子邮件技术有什么收获，那就是邹胜龙认识到，在中国互联网创业，人脉很重要。这一点，从后来迅雷从网络游戏切入下载时找雷军，以及迅雷融资时引入周鸿都可得到印证。 　　2004年初，迅雷决定转型做下载，由于在分布式计算技术上已经有所积累，产品很快开发了出来，与传统下载软件不同，迅雷可以自动搜索到离用户最近和最快的多个资源同时下载，大大加快了下载速度。 　　“迅雷开始尝试用搜索引擎技术做下载，之前没有人这样做过，我们是真正的创新，下载速度很快。”邹胜龙说，“人在等待下载的时候会很焦躁，突然给他一个很快的东西，他就一下子很容易记住你，所以我们根本没有花过市场的费用它就起来了。” 　　2004年正是网络游戏崛起的时候，MMOG客户端的体积往往高达数百兆甚至上G，对网游公司而言，怎样让这些庞大的客户端最快速地抵达玩家是一个大问题。邹胜龙抓住了这个机会与金山合作，很快打开了局面，至今网游厂商仍然是迅雷的主要广告主。 　　创始人是公司的灵魂，邹胜龙与程浩均为技术人员出身，他们的基因决定了迅雷对于核心技术的注重，“迅雷始终是一个技术公司，它在做技术的时候强调技术，在做产品的时候同样强调技术。一个公司如果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会有巨大的风险。” 　　迅雷不久前推出播放器软件迅雷看看，由于并不拥有核心的编解码技术，邹胜龙不认为播放器是其核心产品，只是一个布局。对于目前播放器市场用户量最大的暴风影音，邹胜龙则认为它十分危险：“没有核心技术，即使我不革它的命，腾讯也会革它的命，即使我和腾讯都不革它的命，总有人来革它的命。我觉得它只有一个策略，就是自己革自己的命，自己做编解码。否则它就是一个浮萍，没有根，随时都可能有人冲击它。”邹胜龙说，“它必须去找核心竞争力，否则迟早是我们案板上的肉。” 　　这就是典型的邹胜龙和迅雷，技术狂人，偏激而彪悍。但现实里，不拥有核心技术而依靠运营能力成功的互联网公司比比皆是，比如盛大和新浪。 　　从产品到用户 　　刚开始做迅雷的时候，邹胜龙还没有想清楚未来该如何赚钱，和所有创业者一样，他最初的兴奋点在于每天看迅雷下载量的增长，这是一个积累用户的过程。“互联网是一个眼球经济，用户不成规模的话，很难有收益，获取大规模的用户的前提一定是把门槛降到最低，并且然后给用户一个连续使用的理由。所以首先不能收费，其次用户来了以后，要降低他们走的可能性，增加他走的成本，提升用户体验，产生马太效应，强者越强。” 　　如何产生马太效应？迅雷有200多个产品的功能点，但大都是锦上添花的东西，其中最重要的特点就是速度，在这一点上迅雷有着太明显的优势，比如迅雷也支持BT下载，但在同等网络条件下，迅雷的下载速度是BT的3倍。因此，尽管最初的迅雷软件bug众多，但依靠不断的更新完善，很快积累起了足够的竞争优势，获得了大量的用户。到2006年8月底，迅雷的覆盖用户数超过1.1亿户，装机量达到8000万台，市场份额超过50%，已经成为继QQ之后中国互联网最大的客户端软件。 　　2006年，迅雷在下载领域是有如邹胜龙所说的“孤独求败”，没有竞争对手。但 2006年11月腾讯做了QQ旋风，QQ有超过5亿的注册用户量，将旋风和QQ客户端捆绑起来，攻势非常凶猛。与迅雷相比，QQ旋风的界面很干净、漂亮，没有广告，用户体验不错，这给邹胜龙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但QQ并没有将迅雷消灭，因为用户的规模决定了迅雷在速度上可以一直保持很大的领先，目前QQ旋风的市场份额约在6%，迅雷则有74%。之所以QQ旋风没有攻下迅雷，一是迅雷的先发优势，二是对腾讯而言，这个战场并不重要。不重要的原因，一是离即时通讯的主战场很远，二是这个业务的价值正在被两个趋势削弱：带宽变大、云计算兴起。 　　一款下载软件的价值和带宽成反比，和目标文件的体积成正比，带宽正在并且还将持续地变大。对于小文件，迅雷的使用价值越来越小，而大文件，则只剩下大型网络游戏客户端和视频，网游厂商至今仍然是迅雷主要广告主；而视频的趋势是：在线而不是下载观看。 　　2008年云计算开始兴起，互联网服务在网络上完成，而不用下载到本地，这对迅雷而言是一个可称为致命的变化。在线视频是迅雷很自然的选择，实际上迅雷从2006年就已经开始尝试，但当时网络视频的市场潜力并没有显现，邹胜龙的初衷只是将迅雷的流量变现，因为在成为用户最多的下载软件之后，摆在迅雷面前的问题是，如何吸引用户持续地使用自己的服务，并且将用户和流量转化为规模化的收入。 　　广告是最简单的收入，但是广告的价值取决于能否吸引住受众的注意力，迅雷则有先天缺陷：当用户启动一个下载任务后，下载软件就被放在后台，没有人会一直盯着界面。简单说，下载服务的用户行为特点决定了迅雷本身并不具备开展广告的基础，这是迅雷主推在线视频的根本原因：只有将以下载为目的的用户沉淀到自己的网站上，广告才有空间。 　　在线视频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视频分享，以优酷、土豆、酷6为代表，另外一种是在线电视直播，以PPLive、PPStream、UUSee为代表，而迅雷看看与这两种模式都不太一样。迅雷看看主推高清电影内容，在同等带宽的条件下，迅雷的视频比其余诸家更为清晰，这源于迅雷在下载上的技术积累，因为视频在线播放的过程可以理解为另一种形式的下载，只是需要按照视频内容，按时间顺序去下载。 　　技术积累使迅雷比其他视频网站有20%的带宽成本优势。但成本绝不是在线视频较量的核心资源。随着有10亿美元储备的盛大、搜狐、腾讯的进入，技术带来的成本优势在整体竞争中已经无关宏旨。版权问题和运营能力越来越成为关键，而这无疑是技术立业者迅雷所欠缺的。 　　邹胜龙一直用“避风港原则”来回避迅雷的版权问题。即当网络服务提供商只提供空间、并不制作盗版的网页内容时，如果被告知侵权，则有删除义务，否则就被视为侵权。如果侵权内容既不在服务提供商的服务器上存储，又没有被告知哪些内容应该删除，则服务提供商不承担侵权责任。“搜索引擎是互联网很重要的一个形态，它本身不产生内容，如果搜索引擎索引的所有内容都有版权问题的话，那搜索引擎别做了。”邹胜龙说。 　　关键在于迅雷看看提供的盗版内容是否在自己的服务器上，尽管迅雷官方一再声称这是通过搜索技术整合而来，但迅雷前员工王凯(据受访者要求，王凯为化名)透露称，迅雷确实有自己存放内容的服务器，其中不乏盗版。2009年9月，优朋普乐在诉讼迅雷时宣称“已经获得确凿证据证明，迅雷不仅提供搜索，更提供了盗版内容”。这是一个隐患，一个标志性的败诉则可能让迅雷的收入受到严重打击。 　　版权正规化是互联网视频行业做大的前提，邹胜龙的强硬绝非解决问题的选择。主动选择与版权方合作意味着版权采购成本的急速提升，迅雷并不占有优势。盛大并购酷6后将投入3亿提升网站内容质量，其中1亿用以购买版权，而此前搜狐也宣布每季度投入200万美元购买版权。而与优酷、土豆等其他视频网站相比，迅雷与版权方的关系明显更加恶劣。可以得出：迅雷在网络视频正版化的问题上，相当被动。 　　从用户到收入模式 　　前两个阶段相对顺利，但收入成为迅雷至今无法完美超越的一道坎。迅雷下载客户端上的广告虽然好卖，但太多则影响用户体验。2006年，迅雷开始商业化尝试，以期将海量用户转换为收入，其中主要的尝试有以下5个： 　　1.推出资源整合门户网站迅雷在线，尝试将用户从客户端转移到网站。 　　2.推出迅雷看看在线视频服务，吸引迅雷在线的用户停留下来。 　　3.整合gougou.com，并将其改造为多媒体下载搜索引擎。 　　4.联合运营网游，将用户引导给网络游戏运营商，并获得分成。 　　5.升级迅雷下载客户端，增加SNS、IM等元素，并将迅雷所有的服务整合起来，成为一个QQ+facebook式的客户端。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迅雷在客户端上的尝试，2007年，迅雷倾全公司之力开发迅雷6， “最早迅雷6是想做成插件版的facebook，增加SNS功能，但是定位不是特别清晰，而且团队对Web产品的理解也不够，做得不成功。” 王凯说。 　　迅雷6是一个冲动的产物，它试图超越简单的下载软件，像QQ和facebook那样进入用户的生活，比如，迅雷6增加所谓的“雷友成长计划”，鼓励用户每天像使用QQ那样长时间挂在迅雷客户端上，根据挂机时间长短和下载文件的数量来让用户升级，这种生硬的模仿背离了迅雷作为下载软件的核心价值，用户并不会接受，最终这个产品改称为迅雷5.9，与最初的设想相比，项目基本失败。 　　“2007年到2008年迅雷是飘忽不定的，”王凯说，“那时迅雷的产品有狗狗、看看、在线，并且看看也慢慢起来了，但迅雷6这个项目拖慢了其他几个产品的进展。”在此期间，迅雷在线的定位也一直在徘徊，最初是资源聚合门户，后来变成娱乐门户、点播网站，2008年年底，模仿的对象变成了正当红的hulu.com。“我们进入视频的时间点上晚了一点，如果我们能够再早半年的话，我们现在的势头会更好。”邹胜龙后来评价道。 　　经过接近2年的尝试，到2009年，视频和游戏成为迅雷最终的选择。 　　2009年7月，迅雷在线与迅雷看看整合为如今的迅雷看看在线视频网站xunlei.com，并推出播放器客户端，从而与狗狗搜索、迅雷下载构成从视频的找到、获取到播放的完整服务链，其收入形式为视频广告。2009年12月，迅雷宣布在南京成立网游研发中心，计划2年内投入1亿元，先做休闲游戏，再做大型网游，不再局限于联合运营。 　　据王凯估计，2009年迅雷的收入约在2~3亿元之间，其中迅雷客户端、迅雷看看的广告大约都在7000~8000万元之间，狗狗搜索的广告约在3000万元左右，其余的主要是联合运营网游的收入，还有少量的会员服务收入。邹胜龙对视频广告期望很高，2009年，迅雷已经有超过10亿销售空间，只是没有足够的广告主，邹胜龙预计到2012年，优酷、土豆、迅雷三家公司的广告销售空间可达100亿元，占整个视频广告市场75%。 　　显然，很多人觉得这个预测太乐观。2008年网络视频广告的市场规模约在4.3亿元，即便以200%的速度连续增长4年，到2012年，也只有69亿。也就是说，整个市场都不能满足优酷、土豆、迅雷三家公司的广告空间。而易观国际预计：2011年的互联网视频广告市场规模仅为10亿元。 　　邹对于迅雷看看广告市场份额的估计也似乎同样乐观：如果除去迅雷下载客户端和狗狗搜索，迅雷看看的广告低于优酷、土豆，与PPLive、PPStream相比也并无明显优势。这个现实，与邹胜龙“3年后与优酷、土豆共同占有整个市场的75%”的预测间有一条巨大的鸿沟。 　　网络游戏同样如此。即便迅雷已经开展联合运营业务超过2年，但这远不能成为其自主网游业务成功的条件。网游业群雄割据，腾讯在休闲游戏业务上一家独大，迅雷不可能后来居上。大型网游则是群雄割据，很少有人会相信：没有开发经验、缺乏运营经验的迅雷可以异军突起。 　　业内人士透露，2007年程浩找过网络游戏资讯社区多玩网洽谈合并，以网游社区+下载+运营的概念合并上市，但多玩网并没有接受。此后，迅雷转而独立摸索商业模式，寻找上市概念。 　　有收入与上市之间，还有一条巨大的鸿沟：那就是这个收入是否能支撑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是否能让投资者看到一个宏大的增长空间。无论是腾讯的增值服务、百度的竞价排名，或者是淘宝的电子商务生态，都拥有扎实的用户基础、不可复制的商业模式、垄断的市场份额，而迅雷并不满足。其现状是：用户基础将受到在线视频的瓜分，没有独特的商业模式，其靠贩卖流量的收入方式目前为止仍然相当初级。迅雷显然缺乏一个清晰的上市概念。 　　邹胜龙拿QQ与迅雷类比。其根据是第一，两者都是强大的客户端和用户群，第二，其收入来源都来自增值服务，比如游戏、广告以及可能的电子商务。但关键在于，QQ的核心并不在于客户端，而在于一个人际网络。没有这个，无论客户端还是用户群，抑或收入来源，都成了无源之水。而与QQ类比，则正体现了邹胜龙的风险：在没有QQ底子的情况下，要做成一个QQ的架子。 　　有关于这个缺乏底子的架子的将来，我们就称之为“幻象”。 http://swelse.com/2010/01/26/the-xunlei-mirage/ 用8亿元和自己的名声作赌注，李开复试图创造一个集天使投资、VC、软件公司、猎头、孵化器为一体的新模式 “我不是你们所想的‘创二代’，我做的事情跟世界上任何人都不一样。” 这是9月10日下午，48岁的李开复带着自信十足的微笑，用一种温和却不容辩驳的语气，回答了《创业家》抛出的第一个问题。 就在三天前，这位中国最著名可能也是最成功的职业经理人高调从Google中国离职，结束了其19年的外企生涯。他的新计划是一个名为“创新工场”的独特公司，在他身后，站着一群如刘宇环（美商中经合集团董事长）、郭台铭、柳传志、俞敏洪、陈世骏（Youtube创始人之一）这样的强力支持者。 一个相当大胆又堪称精巧的商业设计。按照李开复的计划，创新工场将在1年内建立一个110人规模的团队，有志于创业的人带着自己的独特技能和想法，——而不是商业计划书——加盟（当然，前提条件是有幸被他看中），这些想法将在创新工场中得到讨论验证的机会，经过投票排序等类似谷歌内部的筛选方式，决定是否为之正式成立项目、组建团队、进行开发，但李开复拥有最终的决定权。 创新工场每年产生的20个项目中，有10个将获得50万美元甚至更多的天使投资，李开复希望其中会有5个项目可以发展为独立的公司，并拿到A轮风险投资（来自外部）。而创新工场和这个项目的团队成员也会获得相应的股份。 李的目标是，5年内用8亿元的投入，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电子商务等几个领域创建出25家创新企业。请注意，他使用的是“工场”，而非“作坊”或者“工厂”，它“同时代表了批量和精致”（李开复语）。       “乌托邦” “我们不是孵化器”，李开复拒绝了这一标签。 “在中国，孵化器几乎等同于房地产，我可不希望别人说李开复去搞房地产了，在我们这里谁说孵化器就会被罚一块钱”，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强调。 “我们跟‘联想之星’不一样。”后者是柳传志眼下最看重的一个项目。利用联想控股的管理和投资资源，对中科院和社会上的一些有志于或正在创业的科学家进行为期一年的CEO培训。“它们是努力把一些科学成果转化成商业，而我们的项目从一开始就有明确的商业导向”，李认为自己的成功概率会更大。 他更愿意用“创业平台”这个模糊的称呼来定义创新工场：提供办公场所、申办营业执照、租用服务器带宽、起草法律合同等后勤服务；内部对项目进行筛选评估；为一个项目招募匹配最合适的人才；各个项目开发的数据库、技术将会积累下来，全公司共享，以降低其他项目的开发成本；李开复以及他的合伙人将会“细腻地”指导创业团队；最终还将帮助项目引入风险投资。“我们把天使、VC、猎头、软件公司、孵化器5个东西的精华融合在了一起”，李开复说。当然，目前这一切还仅仅存在于纸面上。 在他看来，中美两国的创业环境有着天壤之别。后者已经是个优胜劣汰的自然生态系统，所有人都相对成熟、信息通畅、人际网发达、资本自由流动，在这里进化论决定一切。而创新工场则希望在中国这个严酷的环境中搭建一个培育创新企业的“温室”。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乌托邦？”《创业家》问。 “你可以这样理解，”李开复并不反对这个通常被认为有着“空想主义”内涵的称呼。 “我做的每一个工作都是乌托邦，微软中国研究院是当时全中国的跨国公司中唯一真正的研究环境；谷歌中国做到了像美国总部一样20%的从下到上的创新，我最自豪的是，它们都在小范围成功了，我最失望的是它们都没能扩张到外面去。因为当时周围都是竞争对手。创新工场也是一个乌托邦，但我希望它有扩张的能力，因为现在我的周围都是朋友。”     Leader?Founder? 在短短两天里，李开复收到了12000份简历。 显然，这与其多年来在中国青年学子心中树立的良好形象有关。但这一次，李开复做的绝对不是一个大学生创业项目。 “未来我想吸引的人，主要是那些大公司里真正的职业经理人，知道怎么做business，赚钱，做总经理，P&L(损益表)，做产品。这种人是在过去的15年中慢慢出来的，到今天有一批三四十岁的居多，互联网领域可能相对年轻一点，传统领域年纪稍大一些。这批人是很容易培养成为创业者的，也只有他们能做创业领导者。” “创新工场的目的就是把职业经理人出来创业的门开得更广一点，本来只有那些钱赚够了，经验资源很足，大旗一挥就会有很多追随者，或者是干脆不要命的人去创业，而我这里100%能独当一面的就不要来了，其他需要帮助的，不管要命不要命的我们都欢迎。”李开复笑称。 万里挑一的标准是什么？“努力、聪明（够聪明就可以，但不用天才）、会实践、热情”，李开复称这些就足够了。 李开复反复提到的一个词是“Leader”。这个人可以是Idea的发起者，也可能不是。他很可能长于销售、产品，而非技术，甚至一开始也不是该项目的No.1，但被后来的投资者视为最适合当CEO的那个人。无论如何，在创新工场里，没有纯粹意义上的“Founder”。 李开复认为美国的方式是对的，而中国的方式不幸有很多问题。“中国几乎最成功的互联网公司都是一个人的Business。第二，家族企业的文化传统，第三，很难转变成一个真正的公众公司，你不能从创始人那儿拿走”。    李开复的角色 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类似模式在硅谷出现过，最具代表性的就是Bill Gross创办的IdeaLab。但13年过去了，IdeaLab并没有真正孵化出成功的公司。尽管有一些项目如eToys.com、Goto.com曾经在互联网泡沫时上市，但很快不是破产就是卖给了Yahoo这样的大公司。 “Idealab要求每个项目都能够改变世界，Bill一个人挑选所有的点子，这个我可做不来。”创新工场的资金主要来自VC机构，领投者美国中经合还将与李开复共同管理这个8亿元的基金，这意味着创新工场对项目的商业价值会有更高的要求。“我们做的一定是能赚钱的，一个项目能够获得投资就可以成立公司，拿不到投资就死，只有2个可能。” 那么在创新工场，李开复的角色究竟是导师还是老板？ “我不想做导师，有时候最好的导师的作用是不要做导师。Learning by doing，我想设计一个环境就是doing，让员工来做，做技术，做产品，做公司，然后我帮他们做这个公司做的更好。当然，看方向的更多的是我和我的资深的partner，我们会尽量看清楚，然后会对一个团队说，你们就往这个方向走。” “我会因人施教，有经验的团队可能完全不需要我管，经验不足的团队可能需要我的帮助。”李开复说，“但是只要还在创新工场，就是我说了算，我不会做独裁者，但有权力管死他们，因为有些创业者自觉还不够，经验也不足。在必要的时候我会做一些比较特殊的动作和决定，但大部分的时候应该可以无为而治的。我们的目标是帮他们长硬翅膀飞出去，会有一些机制来让大家感到有足够的空间，大家的股票还是蛮多的——也许没有自己做那么多，但还是不错的。”     绅士创业 过去30年，中国最成功的创业家绝大多数出生草莽，偏执、拼命、不知死活，没有经验但依然去打拼，草根出生，运气好加上执着、聪明、高潜力，某些意义上，这些人可谓是天生的创业家。但这些与李开复的形象显然格格不入，人们不免心存疑虑：李是一个合适的创业者吗？  “为什么一定要偏执才能成功，创业者的时代已经改变，当每一个人都是光着脚的，就必须要偏执，现在的创业者不都是光着脚的，Google出去的周杰、郭弃疾、沈思，新浪出去的程炳浩，金山、百度出去的一帮人，他们都是职业经理人，他们是光着脚的野蛮人吗？不是啊。现在VC越来越多是投职业经理人创业了，大家都是绅士了，那么就用绅士的方法来竞争”。李开复说 李开复初次回到大陆是1989年，但真正为国内IT产业所熟知始于其1998年在北京创建微软中国研究院，2005年又创建谷歌中国公司，这两次堪称成功的经历使得李不会太欠缺创业的感觉，只是表现的方式不同。 “我觉得我有创业的基因，但很多人认为创业是一种hunger，hunger这个词我不反对，但我认为hunger是一种饥渴、激情，而不是一种贫穷、没有退路，我不贫穷，也有退路，这个做不成，我也不担心钱，但我更有激情。” 李开复说，“如果这件事情彻底失败——做了5年，25个公司全部都倒了，没有创造价值——现在的名声也就完全没有了，大家会认为我这个人不行，我还能做什么？只能退休了，我有背水一战的准备。” （创业家 200910） http://swelse.com/2009/09/30/kaifu-lees-startup-utopia/ 　　按：这是7月20日出版的《纽约客》上写胡舒立的一篇文章，作者是毕业于哈佛大学，驻扎在中国的美国记者Evan Osnos。和《纽约客》的其他文章一样，这一篇也非常长。我将分几次译出，与大家分享。如果翻译有不准确的地方，也请大家不吝指出。谨以翻译此文表达对胡舒立的敬意，文章版权归《纽约客》及作者所有，若要转载，请注意版权问题并请注明作者、译者。 　　 　　禁区（The Forbidden Zone）　　 　　《纽约客》2009年7月20日　　 　　作者：EVAN OSNOS　　 　　译者：方可成（http://www.fangkc.cn）　　 　　2008年5月12日，《财经》双周刊创始人、主编胡舒立正在北京西郊的一家宾馆主持一场奖学金项目学员典礼。一条短信告诉她：四川省发生了强烈地震。她向身边的钱钢凑过去，请这位曾经报道过唐山大地震的资深新闻人估计这场地震带来的破坏情况。钱钢判断：至少这场地震没有发生在大家熟睡的时候。但很快，他就意识到：学校正在上课，“学生们的伤亡将会很惨重。”　　 　　胡舒立出发前往北京市区，在车的后座上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工作。她指挥员工租赁一台卫星电话，并派出一队记者前往四川。身材小、健谈、好斗的胡舒立——她手下的一名记者在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觉得她就像一位“女教父”——决定报道这场地震，尽管在中国，报道这样规模的灾难将有政治上的风险。当这个国家在1976年遭遇上一场大地震时，政府将报道死亡数字的新闻压了三年。 　　但胡舒立已经因洞察言论自由的边界而成名。自从创办《财经》十余年来，她尖锐地挑战了中国媒体梦游般的形象。《华盛顿邮报》的David Ignatius对我说，她成为了这个国家的“复仇天使”。当其他顽强的中国记者被拘捕或噤声之后很久，胡舒立仍然留在主编的位置上。在中外媒体上，她经常被描述为“中国最危险的女人”，而她仍在从事自己的事业。 　　不到一小时，第一位出发的《财经》记者已经在前往四川的飞机上，在他之后还有九名同事。当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强调地震“牵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心弦”的时候，《财经》正在调查死伤者的大致人数，并指出“许多受灾者仍然在等待救济物资”。 　　学校坍塌在钢筋水泥的废墟中。……几家中国报纸质问：为什么有这么多校舍倒塌？它们针对建筑问题和遇难学生数量做出了严厉的报道（人们认为至少有5300名学生遇难）。胡舒立听说地方当局正在批评那些继续就校舍问题进行报道的媒体，但她相信《财经》可以找到报道此事的方法。她认为，一篇用正确的口吻和事实写成的报道将能够被刊出。“如果这事不是被绝对禁止的，”她说，“那我们就要做。” 　　6月9日，《财经》杂志刊出了一份长达12页的调查报道，语言冷静，事实可靠。根据这篇报道，轻率的经济增长，被挥霍的公款，以及对建筑标准近乎猖獗的忽视共同导致了灾难的发生。报道详细介绍了地方干部是如何偷工减料的，但并未提及相关责任人的名字。当我向胡舒立询问政府的反应时，她说：“他们生气了。非常非常生气。”但她和《财经》杂志都没有被惩罚。 　　在中国记者（或者按照党的语言说，“新闻工作者”）的世界里，五十六岁的胡舒立有着独一无二的轮廓。她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扒粪者，曾被中止记者职务，但她已经和一些中共最高权力领导人结成了可以直呼其名的亲密关系。 　　 　5.2英尺高，身材苗条，精灵短发（pixie haircut），一柜子色彩协调的衣服，她经常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在北京闹市区的泛利大厦19层，整洁而开放的灰色砖砌空间构成了《财经》杂志的编辑部。走廊上，鞋跟敲出的急切脚步声预告了胡舒立的到来。她迅速穿过编辑部，滔滔不绝地发布自己的命令和想法，然后再次走出门去——“就像一阵风般突然和迅速”，如今在香港大学从事研究工作的钱钢说。 　　我认识的不止一个人都将与胡舒立聊天的经历比作接受机关枪连珠炮般的攻击。一些人对她的这种强度不太对胃口。胡舒立的一位老友，《经济日报》编辑汪郎曾经再三谢绝她加入《财经》一起工作的邀请，因为汪认为“保持一定的距离对我们的友谊更好”。在有的观点看来，和她在一起要么令人惊心动魄，要么令人丧失勇气。她的老板，财讯传媒集团董事局主席王波明半开玩笑地告诉我说：“我怕她！” 　 　　1998年，胡舒立依靠两台电脑和一个借来的会议室创办了《财经》。从那时起，她已经在领导这本杂志的过程中展现出了近乎完美的判断——判断多大程度的坦率和挑衅是这个政权能够容忍的。这意味着决定报道什么——那些猖獗的公司欺诈，政府对SARS病毒的隐瞒，以及一例例的政治腐败；但同时也决定不报道什么。当美国印刷媒体处于衰退的时候，中国的传媒正在成长，《财经》是第一份有望跻身世界级的出版物。“它与你在中国见到的任何东西都不一样，”前摩根士丹利经济学家，为《财经》写专栏的谢国忠说，“它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个奇迹。” 　　 　　《财经》杂志印刷光洁，版式设计和《财富》杂志类似。它很沉，广告很多，包括卡地亚手表、信用卡、奔驰SUV。它的写作有意保持高信息密度，甚至是精英式的。比起一份仅仅拥有二十万发行量的杂志，中国的宣传官员们更可能对电视和销量巨大的报纸进行压制，后者有着以百万计的受众。但这份杂志进入了中国政府、金融机构、学术机构的许多最重要的办公室，这为它带来了非凡的影响力。最近几年，它开始通过中、英文的一对网站延伸自己的影响范围，网站对《纽约时报》的网站进行了少量的模仿。这两个网站每月吸引320万独立访客。胡舒立为杂志和网站写作专栏，并被广泛引用。她还管理着一系列吸引了共产党的经济领导来参加的会议。《财经》最新未公开的计划，是以布隆伯格和道·琼斯为目标：和香港大亨李泽楷合作一个英文通讯社，该通讯社将发布《财经》记者的报道。 　　 　　当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政治学者Sam Popkin和她的妻子，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谢淑丽（Susan Shirk）第一次目睹胡舒立做报道的时候，他想起了《The Boys on the Bus》一书对《纽约时报》记者R. W. Apple的描绘：“Apple常常每天打上百个电话。”Popkin说：“她总是在想办法弄清到底是这个体制里的谁有权力知道发生了什么。”Popkin补充说：“她是一个人体U盘，你写入信息，然后她继续去找其他人。”胡舒立的竞争对手当然记得最清楚。近20年前，时任一家主要商业报纸记者的林力博努力与她竞争对一轮闭门会谈的了解程度。他回忆说：“她甚至搞到了他们的菜单！” 　 　　1992年，胡舒立是国内第一份全国性商业报纸《中华工商时报》的国际版编辑，她开始报道一小群在西方经济制度下接受训练的中国人回国后推动中国证券市场的工作。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与她同龄，是高干子弟。这群人将自己的团队称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他们在崇文门饭店租用了一些房间，搬出床铺，设立了办公室。其中一张办公桌属于高西庆，他在杜克大学获得了法律学位，回国前在理查德·尼克松位于纽约的律师事务所工作。另一张桌子属于王波明，作为前驻外大使、副外长之子的他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金融，并曾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研究部门担任经济学家。他们赢得了一批中共明日之星的支持，比如一位副总理的女婿王岐山，具有改革头脑的政治家后裔周小川。 　 　　“我决定采访中国所有的顶级金融家，”胡舒立回忆说。她称之为自己的“家庭作业”，而时任《华尔街日报》驻京记者的James McGregor也开始注意到，胡“与他们中的所有人交谈，从他们身上抽取信息，就好像一个研究生在同德高望重的教授们谈话一样。”作为成果，胡舒立得到了一连串的独家新闻，并逐渐和那些后来的高官建立了联系，这串名单是无人能比的：今天，高西庆掌管着中国两千亿美元的主权财富基金，王岐山是副总理和经济政策制定者，周小川则是央行行长。 　 　　北京的很多人都想知道，早年建立起来的这些关系在多大程度上保护了胡舒立。但她坚持认为，人们高估了她和权力的接近程度。“我不知道他们的生日，”她说，“我是一名记者，他们也把我当作记者对待。” 　　 　　胡舒立的关系网看上去发挥的是更微妙的作用。她将自己置于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边缘，置于共产主义历史和资本主义现实的边缘，置于维护中国利益和拥抱世界的边缘，并已成为一名无价的沟通者、翻译者。2008年奥运会的几周前，中国政府麻烦缠身，看上去开始变得粗暴起来。她利用一篇社论谴责了发生在警察和记者之间的冲突，劝诫大家“自信、开放、友好”。“用英语来说，”她补充道，“（中国的奥运组织者们）应该‘take it easy’。”这是一种高明的角色。另一次，胡舒立需要为广受瞩目的年刊选择一幅封面照片。编辑们将选项缩小为两个：一幅是古板的新闻图片拼贴，另一幅则是一个看起来尖锐的镜头：一个女子走进沙尘暴之中。胡舒立更喜欢那副看起来挑衅的，但最后一刻她又犹豫了。 　 　　“这会给我们带来麻烦吗？”根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她这样问道。“它是否太负面？”有人争辩说，它展示了中国最好的一面——它的决心，胡舒立笑了。“我能解释它，”她说。 　 　　中国的媒体不再完全是温顺的绵羊，但在这个喧闹的经济体中，媒体的自由度仍然低于其他行业。《财经》和它对新闻价值的判断是少数派。去年九月，新华社在网站上发布了一则报道，详细介绍神舟七号是如何完成它的第30圈绕地飞行的。这则报道有相当多吸引人的细节，比如“调度员坚定的报告声，打破了全船的沉寂。”但不幸的是，那时火箭都还没发射。（后来新华社道歉说自己误发了一篇“草稿”。）在中国两千份报纸和八千份杂志中，《财经》和其他几份金融报纸是少数具备独立声音的私营出版物。（所有中国媒体都被要求拥有一个挂靠单位，尽管挂靠单位对各媒体的干涉情况各不相同。而作为香港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财讯传媒集团是由十五名个人投资者控制的。） 　　中国的领导层对媒体改革一直谨小慎微。“中国的报纸、广播和电视永远不再会被允许成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战斗前线。”…… 　　当一家媒体第一次触犯宣传禁令时，会得到一张和足球比赛中类似的“黄牌”警告。有记者说，如果一年之内得到三张黄牌，那么这家报纸或杂志就要被关了。（根据国家通讯社的报道，2004年，有338份出版物因发布“内部”信息而被关停。）但编辑们需要自己猜测他们可以走多远，需要自己计算越过一个未经定义的界限的风险——普林斯顿大学研究中国问题的名誉教授Perry Link将这种审查方式比作“盘在头顶吊灯上的一条巨蟒”。“通常，巨蟒不会动弹，”他在2002年的《纽约书评》中写道，“它不需要动。它觉得没有必要明确自己的禁令。它那沉默而持久的信息是：‘你们自己决定’。在它的阴影下，每个人都往往会作出或大或小的调整——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 　 　　第一次乘出租车去胡舒立家的时候，我确信自己迷路了。和她的很多编辑记者同事不同，她并不住在北京新建的高层住宅楼中。她和她的先生，中国传媒大学影视教授苗棣在一群老式住宅楼中拥有一套三居的房子，窗外是枝繁叶茂的花园。1950年代，这里的房子是提供给共产党干部的专用住所，政府将一部分空间分给了胡舒立的父亲。隔壁则是中国的旧媒体要塞，住着国家广播台的总部人员以及电影电视的审片者。 　　 　　胡舒立上班需要开20分钟的车，这段车程将她从一个世纪带到另一个世纪。当她到达《财经》办公室的时候，《华尔街日报》北京办事处就在她隔壁。最近一个下午，她上班迟到了，而迟到的原因则是一场特殊的约会：胡舒立决定给自己的高层编辑们换一身新衣服，她召来了一个裁缝。随着《财经》杂志的声望越来越高，她的员工们也将更多的时间用来面对公众或是海外人士。“外国人总这么穿，”她一边匆匆走向自己的车，一边满意地拉拉自己的贴身上衣。她和自己的编辑们达成协议：每人去买一套新衣服，杂志社就掏钱再给他们买一套。裁缝抱着一堆套装走进了会议室，员工们陆续进来试衣。 　　 　　“这里看上去太宽松了吧？”37岁的执行主编王烁正在试一套精致的灰色条纹上衣时，胡舒立拉着衣服的腋下说。被老板戳着自己身体的王烁展现出茫然忍耐的表情，这种表情我在被放进浴缸的狗身上看到过好几次。 　　“已经很紧了。”王烁提出抗议。 　　“他已经感觉很紧了。”裁缝说。 　　“继续！”胡舒立说，“想想电影里的007。就要那样！” 　　这种要求与其说是出自美学的，不如说暗示了胡舒立对国际化有些夸张的追求。一位善意的美国教授曾经劝告她说：“如果你在中国当记者，你将永远不能真正进入国际主流。”她看上去决定要证明他是错的。 　　在母亲的家族这一边，胡舒立生于一连串共产党记者和知识分子之后。她外公胡仲持是知名的翻译家，也是《申报》的编辑。而胡仲持的哥哥胡愈之创建的出版社则出版了《鲁迅全集》以及埃德加·斯诺和约翰·斯坦贝克作品的中文版。鲁迅是现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也是胡愈之家族的好友。 　　胡舒立的母亲曾是《工人日报》的高级编辑，父亲早年在一所教会学校学习英语，后来成为一名激情燃烧的地下共产党员，之后在工会任中级职务。他们将自己年幼的女儿取名舒拉，以纪念一位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牺牲的烈士。1970年代，她将名字改为舒立，一个更常见的女名。 　　胡舒立对于中国对待知识分子变幻无常的态度有着敏锐的理解。她的叔祖父胡愈之在文革前曾是文化部副部长，“但我们却被告诫：不要对其他人谈及此事。”胡舒立告诉我说。她的直率屡屡让父母忧虑。“我不太守规矩，总是想什么就说什么。”后来她进入了带有精英色彩的北京101中学就读，这里曾经是很多共产党干部后代学习的地方。学生们可以有特权接触到当时被禁的外国文学作品，包括专门为有限的党内精英印刷的凯鲁亚克、塞林格和索尔仁尼琴作品译本。胡舒立还从家中拿书出来，藏在自己的枕头底下，直到她可以和朋友们交换书籍阅读。 　　胡舒立13岁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她的学业也被迫中止。作为一名表现突出的编辑，胡舒立的母亲在报社被批斗，被软禁于家中。她的父亲被发配去做二线工作。和其他同龄人一样，胡舒立成为了一名红卫兵，在全国串联。当运动陷入暴力的时候，她从书中寻找庇护，努力保持接受教育的样子。“那是一个非常困惑的时期，因为我们丧失了所有的价值，”她说。在16岁生日的前一个月，她被派往农村干革命。 　　“很荒谬，”她发现农民们丧失了干农活的所有动力。“他们只想在地里躺上两小时。我问：‘咱们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他们说：‘你怎么能想这个？’”她继续说道：“十年后，我意识到一切都错了。”胡舒立的姐姐当时在一个邻村，她后来写了一本书《走出熔炉（Out of the Crucible）》，描述上山下乡运动是如何永远改变他们那一代人命运的。它“埋葬了他们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之梦。”她写道。 　　两年后，胡舒立参军了——几年之后，她又因此加入了共产党——她被派往江苏北部农村一所偏远的医院，一待就是八年。她在餐厅工作，养猪，帮忙看门，运作一个小小的广播台，播放音乐和通知。1978年高校复课，胡舒立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了渴望已久的位置。新闻系并不是她的第一志愿，但它是这所学校所能提供的最好专业。她是校园里的风云人物：系里唯一一名穿军装上学的大一女生。“班上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她是谁，”苗棣回忆说。当时，来自一个北京军人家庭的苗在历史系学习，一节英语课上认识了胡舒立。苗棣也曾被下放，他们都怀有一种类似的不满。1982年，他们结婚了。 　　大学毕业后，胡舒立加入了《工人日报》。在进行了一些早期的调查报道之后，1985年，她被派往东南沿海城市厦门的记者站。这个地区被指定为发展市场经济的试点。在那里，她发展了自己建立关系网的能力，她与市政府的每一个人见面——包括和市长打桥牌。在她采访的人当中，有一位前景看好的年轻干部，当时担任副市长，他就是习·近·平，一位政治局委员之子。习是一名亲市场的忠诚党干部，他成功建起了一座主题公园，这给他带来了“财富之神（the God of Wealth）”的称号。今天，习是中国的副主席，并被认为是主席的接班人。 　　1987年，胡舒立获得了前往位于明尼苏达的世界新闻研究所（World Press Institute）进行五个月研究的机会。这段经历有如天启。“我整晚地阅读圣保罗先锋通讯社的新闻”，她说，她对这家通讯社的规模感到惊奇。（那时的《工人日报》只有四个版。）她与《费城问询报》的调查记者见面，并在《今日美国》实习。回国后，1989年春天的运动激发了北京新闻界的活力，在几周的时间里，报纸从审查制度中解放出来。包括胡舒立在内的许多记者加入了游行队伍。6月3日晚军人镇压，胡舒立回忆说，“我到街上去，然后回到办公室，说‘我们应该报道此事’。”但决定已经下达：“报社决定就此事不发一言。”和运动的牵连让她付出了代价。许多说话的记者被解雇，或被放逐到外省。苗棣认为胡舒立可能被捕，最后，她被停职十八个月。 　　她利用这段时间写作了《美国报海见闻录》，这是第一本审视美国媒体与民主关系的中文图书，内容包括对水门事件和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案的描述。在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中，这曾是一本必读书。她在书中向同行们提问：我们当中的谁“能够身先士卒，做一些类似于美国媒体所做的事情”？ 　　1998年，胡舒立接到了王波明的电话，王是那个在宾馆里搭起办公室的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创建者之一。他准备办一份杂志，想让胡舒立来运作。胡舒立提出了两个条件：王波明永远不能干涉她的编辑部，并且提供一份两百万元人民币的预算，用以支付严肃报道的差旅费用，以及给记者们提供高到能够防止他们收受贿赂的工资。王波明同意了。这并不是什么慈善施舍，他和他的那些在政府里决意改革的同伴们将这份杂志视为他们经济现代化决心的延展。 　　 　　“你需要媒体的作用来向公众揭示事实，以及，从某种意义上说，帮助政府发现弊病，”王波明最近在他位于《财经》总部楼下大而乱的办公室对我说。他是那代人当中的典型代表，在美国接受教育然后回到中国。他头发浓密，黑中带着点点灰色，戴Ferragamo的眼镜，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具备中英双语的幽默感。当他谈起胡舒立的时候，脸上划过一种不耐烦的表情，这是因为他最终得到的东西比自己最初指望的要多。“我们没有料到一起到来的还有这种程度的风险，”他说。不过王波明的言谈中也流露出：他敏锐地感受到了胡舒立对中国的重要性。“当年我在美国上学的时候，需要自己挣学费，所以我给唐人街的一份报纸打工——《中华日报》，”他说。作为一位初出茅庐的新记者，他喜欢抓住每一次发掘一条线索的机会，他体会到了“无冕之王”的感觉。 　　 　　《财经》很快就确立了自己的风格。1998年4月，它的创刊号做了一则爆炸性的封面特稿，报道对象是琼民源案：一家地产公司虚报利润后股价涨了四倍。《财经》报道说，散户投资者损失了几百万元，而事先得到消息的内部人员则早已卖掉股份。监管者愤怒了，他们指责《财经》无视新闻纪律，王波明的高管们不得不一起前往监管者的办公室做检查。 　　 　　每一则报道都在修正着胡舒立对自己能够走多远的计算。2002年，一名25岁的《财经》记者在浏览海关记录时发现，中国最大的上市公司之一银广夏股份在网上发布了一则伪造的8700万美元利润单据。这则报道的政治风险很高，因为一批高层领导已经参观过该公司，并提出了表扬。王波明很担心《财经》会因刊登此报道而被关掉，他做了一件自己表示永远不会再做的事情：出刊前给党内一名高官打电话求得批准。“他问：‘这则报道是真实的吗？还有没有什么疑问？’”王波明回忆说，“我说：‘报道绝对真实，但会带来政治上的影响。’他说：‘如果是真的，就出吧。’”报道刊出几小时后，银广夏的股票被停牌，公司高管们先后被送进了监狱。 　　 　　不过，奠定《财经》地位的决定性时刻还要等到几个月之后。那时，记者曹海丽到达香港，发现火车站月台上的每一个人似乎都戴着口罩。究竟是怎么回事？她通知了胡舒立。中国媒体当时已经在报道一种神秘的新型病毒，但卫生部官员向公众保证：病毒得到了控制。广东省的报纸编辑们被私下要求编发让大家对病毒放心的报道，一名编辑回忆说，有的要求甚至细致到了用怎样的字体。但这些限制并没有影响到广东省之外的媒体。“我买了很多关于呼吸系统疾病、传染病和病毒的书，”胡舒立说，她的员工们也开始寻找政府声明中的谬误。同时，《财经》的编辑们跟踪着世界卫生组织的网站，根据网站记录，SARS病毒感染病例在中国持续增长，而政府却在继续否认。《财经》的报道口吻严肃，提出质疑，但并没有真正指责政府在说谎。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财经》出版了每周一期的SARS增刊。最终，杂志碰到了底线。“《财经》正准备出版一期反思SARS的杂志，”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成员David Bandurski说，“政府送来了禁令：‘不，不能这么做，现在就得停下。’” 　　 　　渐渐地，胡舒立能够精确地感觉到一个敏感的话题何时才能够安全地进行报道。“你能感觉到她在作调整，”原《财经》编辑王丰告诉我说。“比如说，在周一的编辑会议上她可能决定做某个内容，编辑记者们就去做。到了周三的会上，她可能会说：‘知道吗？我得到了关于此事的更多信息，我们不能谈它了，或许我们应该把目标调低一些。’”在极其敏感的政治腐败案中，《财经》的调查记者经常花几周几月的时间收集信息，然后等待机会。很多情况下，一旦新华社发布了关于某官员被捕的简短消息，《财经》已经准备好了一则详细的报道。6月8日，新华社发布了一条一句话新闻，称深圳市市长被调查；29分钟后，《财经》就发布了一篇深度报道。 　　 　　SARS之后，《财经》从未完全退至商业新闻的界线当中，尽管今天人们认为它“只是在监督经济”的看法让它获益。随着《财经》的独家新闻不断累积，银行业监管者开始召集记者寻求指点，而不是记者去找监管者。更令人满意的是，西方媒体别无选择，只能选择并相信《财经》的引导。在一定程度上，杂志的成功和声势已经在自我强化：它已经走得够远，以至于政府里的保守派已经无法确定其他哪些官员在支持着它。 　　 　　紧接着，《财经》因为走得太远而得到了第一次教训。2007年1月，它的封面报道《谁的鲁能》描述了一群投资者是如何用微薄的代价换得对一个庞大集团的控制的，这个集团的资产从发电厂到足球俱乐部无所不包。《财经》报道说，鲁能集团当时市值超过100亿美元，但一个鲜为人知的私营公司仅仅花了不到5.5亿美元就得到了鲁能92%的资产。国家监管者没有得到这桩交易的通知——这是法律上的通常要求——此外，混乱重叠的董事会和股东看上去就是为了模糊公司新所有者的身份以及他们资金的来源。《财经》发现，近一半的收购资本来自一个难以追踪的源头。 　　 　　在《财经》试图刊出一个简短的后续报道之后，当局命令网站删除这篇报道，报摊撤下杂志。据说《财经》上海记者站的员工被要求用手撕掉杂志。“每个人都觉得被羞辱了。”一个曾经的编辑说。 　　 　　从那以后，《财经》不时因鲁能调查而被谈起，但胡舒立并不想谈这一事件，她将与政府发生冲突视为杂志“最大的灾难”。…… 　　 　　2007年，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授予胡舒立一个奖项，以表彰她的“良知和正直”。这个奖项是完全应得的，但它却将胡舒立置于稍微有些尴尬的同伴当中：之前的获奖者包括一位伊朗的编辑，她因自己杂志的报道而屡屡被召至法院；还有一位津巴布韦的编辑，他曾被军方逮捕并施以酷刑。 　　胡舒立并不像地下出版物的编辑那样生活在社会边缘，也不在异见份子的宣言上签字。她充满怀疑精神并饱含激情，但她的文章却引人瞩目地很少带有义愤。当她在专栏和社论中进行批评的时候，她使用的是忠实反对派（loyal opposition）的语言。在2006年的社保案之后，她并没有质疑一党政府的道德险境，而是强调中国脆弱的财产公开法律致使官员们的亲属和同僚获利。在2007年一篇题为“中共十七大之公众期待”的文章中，她表示：“当前民间积怨最大者莫过于官场腐败蔓延，权力缺乏制衡。”她继续写道：“有些论者总是担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将导致社会不稳定，殊不知政改裹足不前才会成为动荡的温床。”换句话说，政治体制改革带来的是巩固权力，而不是丢失权力。 　 　　四川地震一周年之后不久的一个6月下午，我在胡舒立的办公室里问她：为什么其他媒体因为报道校舍坍塌而被处罚了，但《财经》没有？“我们从不用非常感性或者不正式的语言说话，比如‘你说谎了’，”她说，“我们尽力分析体制，谈论一个好的设想或愿景为什么无法变为现实。” 　　如果一家中国报纸详细列出了批准建设不安全校舍的官员名单，它可能会在承担公共责任上为自己加上一分，但这种调查行动同样会让报纸非常容易受到小气的政治报复。胡舒立说：“我们努力不给那些不愿意被批评的干部们留下任何把柄。”最终，她说，重要的问题不是“哪些人在十五年前没有使用质量好的砖块”，而是一些更深层的东西。“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她说，“我们需要监督和制衡。我们需要透明。我们用这种方式表达，没有简单的说辞，没有口号。” 　　这种方式能够对那些真正想解决问题但又不愿放弃权力的政府内部改革者产生吸引力。一些中国记者说胡舒立最伟大的能力是让一个利益集团与另一个对抗，不论是依靠放大中央政府铲除腐败市长的努力，还是依靠政府一派反对另一派的计划。根据这种说法，它能让最具权力的集团留下来，而你也能做出真正的——甚至是可以产生利润的——新闻。然而危险在于，随着《财经》的影响力的增加和金融利益的增长，杂志可以选择承担更小的风险。最近，一位读者在《财经》的网站上发表评论说：“《财经》越来越主流了……批判思维的味道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旨在吸引读者和订阅者兴趣的东西，但这些东西缺乏灵魂。” 　　在绝对的禁区上，《财经》被证明是相当注意中国政府观点的。当上周乌鲁木齐发生民族暴力事件时，杂志派出了两名记者，他们在当地的报道描述了暴力及其带来的破坏，但他们的早期报道并没有冒险去调查造成骚乱的深层原因。同样地，西藏骚乱在少数民族中引发对当局的不满15个月以来，《财经》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这个话题。 　　不久前，我和中国最活跃的报纸之一《南方都市报》的前主编程益中一起吃了一顿午饭。程益中因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报道而成名。当时该报记者发现，孙志刚被带到了收容所，后来被打死。表面上看，收容所是为了安置流浪汉和亡命者，但收容制度却广受非议，因为它给予了警察在大街上要求人们出示身份证和暂住证，并可以没有理由地关押他们的权利。那些不能缴纳罚款的人可以通过为看守所运营的农田和工厂干活而获得释放。后来人们发现，孙志刚在街上被警察拦住并逮捕，尽管他坚称自己证件齐全。《南方都市报》的报道引发了公众对收容制度的愤怒浪潮，该报和其他报纸的后续报道显示，收容制度对于地方警察来说有利可图，并已孵化出一个全国性的网络，包括七百个收容所。根据报道，最少在一个地区，收容站购买收容者以获得更多的收入。2003年8月，此案促使中央政府废除了收容制度，这是中国媒体影响国家政策的一个令人惊奇的案例。但不到一年，程益中就被捕了，他的两个同事也因“非法挪用编委会奖金”的罪名入狱。此案被广泛认为是报道孙志刚事件以及之前的SARS带来的秋后算账。程益中在狱中度过了5个月，现在做一份不太为人所知的媒体工作。他的两个同事则被判了更长时间的徒刑。 　　我问程益中：为什么胡舒立的遭遇如此不同？他说，《财经》已经达到了一种高度，这将它置于低级官僚的势力范围之外。但他同时指出了差别所在：他的报道旨在从根本上消减警察的权力，而《财经》的关注点则是提升政府的工作。“《财经》的话题没有影响到根本的统治体制，因此它相对安全，”他补充说，“我不是在批评胡舒立，但《财经》在某些方面是在为一个更具权力或一个相对更好的利益集团服务。” 　　不出所料，胡舒立的看法有些不同：“我们不考虑这个或那个集团——我们考虑的是整个体制，以及所有能够达成改革的东西。” 　　承认体制权威，然后谨慎地追求它的改进，这种策略决定了《财经》的过人之处，也决定了它的局限性。曾经是新闻人的钱钢告诉我说：“洪水凶猛，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在中国，我们认为‘水滴石穿’。” 　　 　　胡舒立则更喜欢一个更加喧闹的比喻。她说：《财经》是一只啄木鸟，永远在敲打一棵树，不是为了把树击倒，而是为了让它长得更直。（全文完） http://swelse.com/2009/08/11/new-yorker-the-forbidden-zone/ http://swelse.com/2009/08/05/who-he-i/ 今年6月底，30岁的李兴平有了自己人生第一次乘坐飞机的经历，一直以来，他都极少离开他的老家广东兴宁市。和此前仅有的三次出省一样，这次李兴平的目的地也是福建厦门。不同的是，他的朋友、搭档蔡文胜专程从厦门飞来广州，陪他一起出行。 他们要一块商量的是两人共同运作的4399游戏网站的下一步计划。事实上，这个投资不到100万人民币、40来个人的休闲游戏门户，已经成为2008谷歌热榜上排名第七的互联网品牌，目前月收入超过1000万元，私募估值超过8000万美元。但他们暂时拒绝了投资，“我们会自己拿钱养，4399有机会做很大，IPO只是一个小目标。”蔡文胜笑称。 他与李兴平，也许是中国互联网最草根的组合。都是成功的个人站长，先做对手、后成朋友，现在是搭档，而且完全互补。李兴平极度内向，不懂管理，习惯单打独斗。而蔡却有丰富的商业经验，人脉深广，颇得资本信任。 对于草根用户的理解，中国网络界没有人敢说自己比李兴平更强。 他初中文化，装过电脑、管过网吧，于1999年5月创建网址导航站hao123.com，单日访问量最高超过3000万，堪比搜狐。2004年8月，百度以数千万元的代价将其收购。 蔡文胜，福建石狮人，高一辍学，早年帮家族做服装生意，1993年移居东南亚，1999年回国后开始做域名生意，成为中国最成功的域名投资者。2003年蔡开始模仿hao123做网址站265.com，2004年获得IDG和Google投资，2007年谷歌中国以“数千万美元”的价格收购265。在此前后，蔡开始涉足投资，其参与投资的公司包括暴风影音、快车、CNCN统计、ZCOM、58同城等数十家热门互联网公司。 人们常常把互联网的创业者分为张朝阳、李彦宏为代表的海归派，和马化腾、马云为代表的土鳖派，这两者尽管有明显的区别，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他们在创业之初就是公司化的运作，依靠创始人的远见和魅力，模仿国外的商业模式，聚集大量的人力财力，捕捉大的潮流趋势，在成功上市之前，大都经过了漫长的“烧钱”阶段。 而个人站长群体的创业方式则相去甚远。个人站投入很少，没有太高的技术含量，网站非常简陋，通常就是依靠一两个“杀手应用”，吸引几十上百万甚至千万用户，然后获取广告或者增值服务的收入。这是纯粹的中国特色。 39岁的蔡文胜正是个人站长实现商业进化的最佳代表。  “一个人靠自己可以做成一个价值几千万人民币的网站，只要走对10步，李兴平等都验证了；如果要做成几千万美元的公司就得有团队，还要走对50步，走错一步都可能走不到；但要做成几亿美元的公司，就要走对100步，每一步走错就可能会前功尽弃，我现在是在50步到100步之间。” 某种意义上，马化腾、李彦宏、马云等人的成功可以总结，但却无法复制。对于大多数普通创业者来说，蔡文胜对产品的理解，对用户的把握，对机会的判断，包括其赚钱的思维方法，才真正具有极强的可实践 性。 在未来五年的“全民互联网”时代，只有个别幸运儿成就大事业，那需要能力、胆识、团队和运气。但是，找到赚钱的有效法门，开拓一个良性发展的生意，许多人还有机会。 域名抢注秘技 “为什么做域名？因为我喜欢1块钱赚10块钱的生意。为什么我比别人做得好，因为我做事动脑子。所有的NB都是比别人多那么一点⋯⋯” “蔡总，30万买你的suzhou.com可以吗？”7月21日晚，蔡文胜亮出他的iPhone手机，给我们看一个陌生号码刚发来的短信，他的回复是“这个域名少于100万不卖”。 几乎每天，他都会收到这种和他商量买卖域名的电话、短信或者邮件。在“米农”（网络域名玩家的自称）的世界里，蔡是当之无愧的“老大”。就连国外的域名投资客，也都知道中国有个Mr. Cai。 有意思的是，蔡其实在2000年才开始做域名。当时早已过了域名投资的黄金时期（国际互联网域名始于1985年，1992年之前域名都是免费的，1994年后有了域名注册商，才开始收费，并有了抢注）。当时，全中国有数千人在参与这块生意，包括很多互联网精英也都尝试。 而蔡本人此前除了买电讯盈科PCCW的股票赚到点钱之外，对互联网毫无了解。他是在香港偶然看到一个报纸新闻，说域名business.com卖了750万美元。那一天是2000年4月25日。 这一下子激发了他的兴趣，“我对用1块钱赚1块钱的生意不感冒。一个域名注册费才200块，但是好的能卖几万，利润很高。”他决定放下家族的进出口贸易和房地产生意，全力投身此事。 但2000年时，有价值的国际域名几乎已经被注册一空，蔡文胜不可避免地交了不少的学费。他一口气注册了一两千个域名，什么类型都有，比如模仿联想FM365.com注册的FM86.com，但这种他自以为很好的域名其实并无价值，“结果一个也没有卖出去”，一下子赔了几十万。直到2000年底，他才知道，域名注册之后每年还需要续费，如果不续费就会“掉下来”，也就是说，可以重新被注册，于是他把目光放到了抢注可能“掉下来”的有价值的域名上。 这将面临两个问题，一、如何发现有价值的域名；二、发现之后如何保证自己能抢注到。 蔡文胜分别都有一套方法来解决这两个问题，首先是挑域名。 第一个阶段是我把著名的网站、常用拼音、地名做一个数据库，大概有10万个，每天到期的域名可能有500个，我从中挑最好的抢注。 第二个阶段，国外有网站，专门卖每天掉出的域名，300美元可以买10万个名单。我怎么挑出要抢的域名？我一般会放入大英百科全书和我的数据库匹配，这是第一步，匹配出来有二三十个是单词的，那这个价值就比较大。 后面我更精了，我把这10万个域名通过程序放到域名注册代理网站snapname.com的数据库去匹配，通常有1000多个域名会被人家预订了，也就是说别人帮我选过一遍了，然后再到域名拍卖网站namewinner.com去查别人愿意出的价格，价格最高的域名价值也最大。比如当时romantic.com有人愿意出10万美元，wirelessnet.com有人出到18万，我就专门抢这些最贵的。 通过这种方法，蔡发现了很多普通人不会注意到的有价值的域名。“你知道bharat是什么意思吗？bharat.com值多少钱吗？”蔡文胜几乎炫耀般地问我们。我们默契地摇头，他开心地回答道：“‘bharat’是印度的别称，就像‘sino’是中国的别称一样，印度最大的国有公司几乎都是以bharat开头，这个域名值几百万美元，现在在我手里。” 但一个有价值的域名往往是全世界无数人都会去抢，如何提高自己抢注成功的概率，蔡文胜同样有极为巧妙的方法来实现，以FM365.com为例。 FM365.com注册于1999年10月21日，已经放弃互联网业务的联想忘了去交费，到2003年10月21日过期，但当时可能有10万人要想抢注这个域名，如何保证能抢注 到？ 首先你要了解域名到期之后并不是马上可以重新注册，注册商会保留一段时间，但每个注册商的规则不一样，有的可能是第二天，有的要1个月，有的是45天，所以你首先要知道它是哪个注册商。FM365.com是在NSI注册的，它的保留时间是70天，所以也就是12月29号可以注册，只有10%的人知道这个日子，这就淘汰90%，还剩下1万人，但你只有万分之一的机会，所以必须知道具体是几点几分掉。如果整天等着，机会很少，我知道NSI是在美国时间中午12点，中国时间是凌晨3点，知道这一点的又淘汰90%，还有千分之一的机 会。 注册域名需要填写名字、邮箱、地址，通常这个过程大概需要5秒，最开始我先填好，然后直接按F5就可以了，只要1秒不到，概率就比较高，这样又淘汰90%，这个时候还剩下100个人，还是不能保证你能注册到，我后来采用程序注册，每秒提交1000次，这样概率就提高很多。 我还有几十个提高注册域名成功概率的小窍门，比如不能直接用自己的电脑去注册，因为这样的话提交的信息要从厦门到上海再到美国，经过太多的节点，速度太慢了。于是，我先租用上海的服务器，后来干脆租用美国的服务器去注册，这样速度最快；而且注册信息也就填写阿拉伯数字，比如1@1.com。反正这个信息回头可以修改，最简单注册信息比完整信息要少几百个字节，也会加快提交速度，从而提高成功的概率。还比如注册域名时，要提交一个dns地址，有一天我写错了，注册商返回给我的信息是dns无效， dns的验证要花时间，我干脆就不填，事实证明也能注册成功，这也能节省时间。 后来我在全世界第一个开始通过注册商的特殊通道来注册域名，打个比方，原来我们在门外面抢，现在我到了门里和别人抢，我的成功率就更高了，当然这种方法后来也流行开了，但是ICANN对注册的信道有限制，国外的注册公司是以量为目标，每次要抢注很多域名，而我只注册最有价值的域名，集中所有的信道去注册一个。 最后，我的成功率就从十万分之一变成了50%以 上。 应该说，从2001年到2003年，蔡文胜的域名生意做得相当成功。他大约注册了5000多个域名，卖了1000多个，而他域名的买家则遍布全世界，比如西班牙一家最大的生物科技公司BIONET.COM就是从他手里买的。期间，所有的域名生意几乎都是他和一个2001年找来的伙伴完成。后来，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搞.cn的域名，让他支持。他光3个字母的.cn就收了2000多个。至今据他自己估计，手中的域名价值上亿美 元。 “我是个善于找窍门的人。”蔡文胜说，“全中国真正从买卖域名里赚到大钱的人不超过100个，我应该是最棒的。”这一点可以从他的第一个生意得到佐证。 1985年，15岁的蔡文胜通过香港的亲戚买了一台三洋8800双卡录音机，时价280元。然后开始翻录港台的流行歌曲，一天可录40盒，一盒空白卡带的成本为1元，翻录之后卖2.5元，一天可赚60元，后来他把录音机的数量增加到8台，每天可以赚几百块，这在当时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于是他退学专心做生意。 显然，如果能够提高翻录的速度，即可增加收入，蔡文胜将一台录音机拆开，发现将录音机的一个塑料卷盘扩大，就可以提高速度。最后，他的翻录速度是别人的3倍。 “我做域名很成功，做磁带生意也做得比别人好，为什么？”蔡文胜说，“可能就是比别人多动了那么一点点脑子。” 创业方法 “南方人创业为什么相对北方人厉害，因为南方人没有什么大选择，觉得这个能赚钱就马上做了。北方人考虑太多商业模式，想得太多，结果没干出来。最好的商业不要去找商业模式，那都是扯淡⋯⋯” 拿下FM365.com后，联想通过中间人找到蔡文胜，提出想花百万人民币买回去。蔡因此第一次进入互联网的中心——北京。“谈判到后来，我被联想的一个副总说服了，把这个域名免费送还。”于是，蔡享受了一把中央领导人的待遇，在一干高管的陪同下参观了联想。      此后，蔡文胜在互联网圈中名声鹊起，他也结交了雷军等一干朋友。 在2003年以后，蔡已逐渐意识到，买卖域名虽有暴利，但终究只是一个个人生意。不过，域名是互联网最基本的应用，通过域名，他又把中国的出色网站都研究了一遍。这时，他发现了hao123.com，首页上密布着各种网址，流量却极高，alexa排名达到100名。 蔡讲着一口带有浓郁闽南腔的普通话，在学会用输入法之前用坏了3个写字板。当他第一次见到把所有有用网站都列在一个页面上的hao123时，觉得这正是自己最需要的网站，因为只要把hao123设为主页，就不用再自己痛苦地输入网址了。 蔡文胜找了几个人组成团队，决定自己也搞一个。当时他手上有3个三位数字的域名870.com、716.com和265.com，先用870.com做，结果做了1个星期，流量就到1天十几万。蔡于是更加确信，“这种看似傻瓜的应用正是中国数亿普通网民的需求”。 他坚决地把域名换成265.com，并把自己手中的好域名全部导向265.com。到2004年年中，265.com的日流量已经达到近400万。这时IDG的投资经理找上门来，希望投资265。在北京，他见到了IDG的合伙人过以宏，侃了半天域名生意之后，隔壁的熊晓鸽、周全等都跑过来听他讲故事。不过，“他们对265生意还是只听懂了一半”，最后，265拿得了百万美元的投资。 这个估值算不上很高，但蔡是草根站长中第一个获得VC投资的，这种光环效应让蔡迅速成为站长们的大哥，更为重要的是，蔡因此而进入了互联网的主流之中。获得投资后，265将公司从厦门搬到北京，蔡本人开始与各大互联网公司有了直接的接触。 2005年，客齐集的CEO王建硕有一次去拜访蔡文胜，在蔡的名片夹中发现居然有Google负责投资事务的一位人士的名片，这让王相当意外，因为265是如此一个草根的网站，与高科技的Google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并且此时Google尚未进入中国。事实上，265是Google在中国的第二个投资，第一个是百度。  “在中国，网址站和搜索引擎是很紧密的结合，高端用户知道网址，也会打字，可以直接上搜索引擎，但很多低端用户不知道，是从网址站开始上网的，他们接触的第一个搜索引擎会决定他将来用什么，这是百度收购hao123、Google收购265的原因，至今每天从hao123上导向baidu的流量达2000万。”蔡文胜说。 值得一提的是，IDG在找265之前，曾去兴宁找过李兴平，但是不善言谈的李让IDG投资经理颇为失望，认为hao123流量虽然很高，但创始人缺乏将其做大的视野与能力， IDG这才将目光放在了网址站的第二名265上。 在接受投资时，蔡文胜就计划收购hao123，然后与265合并，这样就一定可以做大，“能左右中国互联网，也能左右搜索引擎”，IDG也认可并购hao123的设 想。 但蔡犯了一个错误，由于是竞争对手，蔡担心直接找李兴平难以沟通，就通过各种关系侧面向李表示收购的意愿，但李全部予以拒绝。2004年8月，蔡忽然发现hao123.com的注册信息发生变更，9月，蔡文胜亲自去兴宁找李，才知道hao123已经被百度收购，失去了合并的机会。 不过两人对于互联网的认识倒一拍即合。当时蔡已拿到IDG的投资，李兴平自觉这种与资本打交道的能力是自己的软肋，做个人网站局限性太大，两人可以在其他方向进行合作。 而李兴平对用户的理解和对产品的敏感度让蔡相当“崇拜”，“他真的有天赋，虽然在一个小镇里面，但通过互联网，他对中国各个网站、站长的情况、流量怎么做起来的一清二楚，天下没有白白成功的。”蔡文胜感叹道，“hao123就不说了，他做了一个IP138，查询IP地址，它甚至都不是一个网站，只是一个简单的网页，但很有用，1天都有百万的流量。我认为他是中国互联网里面很懂用户的，而我很懂站长，很懂产品。”蔡文胜说。 2004年下半年，两人就开始悄悄合作，做小游戏网站4399。在4年多的时间内，4399主要提供免费的flash小游戏服务，没有很多的赢利。2008年，网页游戏市场开始爆发，4399也开始引入网页游戏，凭借之前积累的人气，迅速开始赢利。有大公司和投资商找上门希望买4399，蔡文胜与李兴平商量决定不卖。2009年，两人在广州成立团队，正式将4399商业化运营。 直到今天，4399的决策由两人共同商量，产品的事李兴平说了算，商业发展、人员配置管理以蔡为主。李待在兴宁老家，蔡通常在厦门，平时通过QQ和电话沟通，一两个月碰一次。蔡计划将4399的大本营放在厦门，他曾考虑过搬到北京，但后来“还是觉得厦门好一点，不浮躁，可以踏实地做好一些事情。待在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容易忽略二、三线城市以下网民的需 求”。 目前拥有上亿用户的4399定位为国内最大中文游戏发行平台，其中网页游戏注册用户1200多万，每天新增用户近20万，每日流量1600万，平均同时在线80万，月收入达到千万，巨人，盛大等大公司都开始与其合作。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无论是hao123还是4399，其页面都极不美观，这让互联网精英们无法理解，为什么这样的网站能够获得这么大的流量，其成功的原因是什 么？ “中国的普通互联网用户相对低端，对他们来说，互联网越简单越好。我曾做过实验，我让五六岁的小孩同时玩4399和其他小游戏网站的游戏，一个星期之后，他会更喜欢使用4399。”蔡文胜说。这多少和当年李彦宏对hao123的评价类似：“hao123简单到让人无法超越。” 投资原则 “传统生意教给我两件事：第一，有用户就有价值。看店面好不好就是看人流，有人流就说明人家喜欢到这来，就可以卖很多东西。第二，商业的敏感度和决策速度。我做决定非常快，有些重要的投资半小时敲定，钱就打过去了。” 2005年4月，蔡文胜个人出资包下全部食宿，在厦门连办两天“中国互联网站长大会”，邀请了国内流量最大的150名个人网站站长参加，其中包括庞升东、姚劲波等日后获得巨额风险投资的人。这一届的站长大会也被认为是个人站向商业站转型的标志，而此后的蔡文胜则隐隐有站长盟主之势。尽管日后他承认，第一次站在台上演讲时，“腿都是哆嗦的”。 “在我开始搞站长大会的时候，个人站长的时代就过去了。这不是说中国以后就没有站长了，而是说今天个人再重头做一个网站做到全国出名，有几千万用户已经不太可能了，很多个人站正在商业化，并取得了成功。”而蔡文胜就是重要的推手。 2005年底，参加过第一届站长大会的Chinabbs创始人王定标找到蔡，想买一个更好的域名。蔡和他聊了几个小时，对Chinabbs的整个发展提出一系列的建议，王定标十分认可，就邀请蔡做股东。Chinabbs的投资商也是IDG，IDG对此并不反对，蔡就把daqi.com送给了Chinabbs，加上他的想法、资源入股，成为了大旗网的股东。 另一位参会者58.com的创始人姚劲波也曾是一位成功的域名投资者，与蔡文胜私交很好。2005年他创办58同城时，蔡也很看好分类信息网站这个方向，就投资入股。此外，蔡也经常在服务器、带宽、域名等方面给一些更小的网站以帮助，不过通常并不占股。 2007年在卖掉265之后，蔡文胜认为自己已经基本获得了成功。除了4399外，天使投资变成蔡文胜的主要兴趣。蔡做投资有两种方式。 1. 网站本身已有很大的用户群，通常要达到千万级，“有用户就有价值，用户量达到千万说明已经初步成功”，这种认识就源于蔡文胜早年做服装生意的体验。蔡文胜也形成了对网站价值的判断标准，“只要有足够的用户，就一定能找到商业模式，只是能做多大的问题”。“有些东西是不能支撑很大的，要知足⋯⋯” 2. 蔡自己看到市场有什么需求，认准一个方向，就会主动组织团队。比如美图秀秀就是蔡认为普通网民需要一个傻瓜版的photoshop处理图片，这个可以轻易做出各种各样效果的图片处理软件是在2008年增长最快的互联网应用之一。 但蔡文胜最鲜明的投资特色或许并非是以上两点，而是“快”。他通常都是在很早期的时候发现有潜力的项目，然后迅速做出投资的决定，“我投资决策很快，有时候半小时就定了——不是说做决定，而是把钱打到对方账上。”显然，与VC机构的漫长的谈判、调查、法律签署相比，这种快速的投资具有极大的吸引 力。 这同样来自蔡早年做服装生意的经历，“当别人用10块钱的价格订1000条裤子的时候，一定要在极短时间内判断自己是否能用9元的价格进到货，否则商机瞬间就会失去”，这种快速决策的前提是对信息的全面掌握和敏锐感觉。 蔡文胜从来都是一个善于学习的人，他在做每一件事之前几乎都会做大量的功课。2003年做265之后，他将当时站长云集的k666.com上的几万个帖子从头看了一遍，从而了解了几乎所有主要的个人站的情况，当他接触IDG时，他把这个公司的历史、各位合伙人的情况都摸了个遍。自然，当他自己开始做投资时，他在决策之前就已经对看重的公司做了充分的研究，并闪电般地开出对方无法拒绝的条件。 与此同时，蔡文胜同样有严格的投资纪律。他的原则是不超过200万元，“我只做前期投入不是特别大的事情，如果要靠烧钱才能做大的，我不会做，当然，如果能吸引到VC那就另外一回事。”4399的投入不到100万元，傻瓜图片处理软件美图秀秀则几乎都没有什么推广成本。他和李兴平曾经一起投资一个视频网站，因为需要的投资太大，很快转卖给了他人。 对于他所投资的公司，蔡都有明确的步骤安排：首先考虑做的东西对网民是不是有用，能不能抓住几千万用户，有了几千万用户之后考虑先让它赚钱，然后第三步再考虑能不能做得很大，甚至做成上市公 司。 下一个大生意 “1998年到2003年，是中国互联网的精英时代，都是拷贝海外的模式；2003年到2008年，网民从几千万达到3亿，是大众时代，这个阶段土鳖超越海龟；而2009年到2014年，中国的网民会从3亿增加到6亿，这将是全民互联网的时代，机会有很多。” 现在，蔡文胜每天中午12点起床，然后开着自己的保时捷SUV到办公室，一根根地抽中华烟，泡上好的大红袍喝茶，然后上网去各个论坛和QQ站长群里看看大家在聊什么话题，再电话给自己投资的公司指点一下方向。看似很轻松的他其实仍然在思考自己的下一步的方向，他并不掩饰自己的野心。 “不能说我被低估了。因为我确实还没有做成大事业。人的价值有两种，一种是浮在台面上的，另一种是会慢慢积累，但会嬗变成一个大东西，我觉得我的积累还需要时间的。”蔡坦言。 尽管现在蔡文胜花在域名投资上的精力只有1%，但说起域名，他仍然滔滔不绝，他了解中国所有知名网站域名的故事，很多域名也与他息息相关。比如g.cn是他卖给谷歌中国的，如果陈一舟不是受到蔡文胜的影响，可能就不会后来去抢注开心网的域名kaixin.com。他时不时要晒一下自己收藏的经典域名，比如Romantic.com,“这个没有百万美元是不卖的”。“我还收藏了中国上千个地方城市的域名，足可以搞一个地方门户联盟”。 而域名，很可能还是他下一个大生意展开的基础。 今年7月初，一位美国的域名投资者专程飞往厦门拜访蔡文胜，Mr. Cai在国外的域名投资者中名气很大，这位投资者问蔡，他手中有那么多有价值的域名，为什么他不做域名停放（Domain Parking）？ 蔡坦言，中国的企业对品牌的认知度还不是那么高，而且点击作弊比较多，做域名停放的时机尚不成熟，但他预计未来三至五年，这一市场将会逐渐成熟，而这也可能会让他手中域名产生源源不断的收入。 所谓域名停放，主要是利用域名带来的访问者达到广告点击，从而获得收益，在国外，这是一个极大的生意，每年市场规模以十亿美元计，据蔡文胜估计，Google每年要分几亿美元给域名停放。显然流量越大的域名价值越大，包括带有很好关键词的域名、被搜索引擎收录的域名、曾经建过站的域名、和著名域名接近的域名、同名不同后缀的域名等是最适合做域名停放 的。 而蔡文胜手上有大量这种域名，比如和sohu.com很接近的shou.com，携程的拼音域名xiecheng.com，网易的拼音域名wangyi.com，这些域名有着不小的流量。比如xiecheng.com每天有超过1800个点击，“打开这个网址的人一定就是要找订房间、订机票，就是携程的目标客户，百度上的关键字点击1个是几块钱啊，携程雇那么多人在机场发卡，成本是很高的，这1800个潜在的用户他们却不要，实在是⋯⋯”说到这里，蔡文胜不禁大摇其头，“不过我现在一家家去谈也不合算，教育市场太辛苦了，还是等市场起来再做吧。” “我现在的想法还是先把4399做成最大的游戏平台，另外我也会关注与传统产业结合的电子商务、无线互联网，这两个是全民互联网时代最大的机会。” 蔡打开自己的ThinkPad笔记本，桌面上就是他自己写的4399商业发展计划书。 http://swelse.com/2009/08/04/mike-cai-the-lord-of-websites/ 刘晓人畸变的创投生涯 草根创投大跃进 他们是神话的创造者，还是泡沫的鼓吹者？剥开浙商F4的光鲜梦想和幽暗路径 文|本刊记者 张凯锋 红鼎创投并不是刘晓人忽悠草根“LP”唯一的幌子。自2008年下半年，几个互联网公司的名字不时出现在刘晓人口中。共合、畅翔、天畅等几个网络公司，刘晓人形容它们无不是即将上市，潜力巨大。 共合网、畅翔网是近两年来浙江新崛起的互联网明星公司，创始人是同一个团队：郭羽、林东、周晓、徐汉杰。他们还有个花名“浙商F4”。2008年7月9日，杭州市下城区政府曾以一块半斤重的纯金金牌为赏称：“共合网和畅翔网谁先IPO，就把这块金牌奖给谁！”在浙商圈里，它们被认为是继阿里巴巴、网盛之后最具上市潜力的浙江互联网公司。 共合、畅翔与刘晓人会有资金上的瓜葛吗？如前文所述，郭羽一口否认了。 2009年6月中旬，《创业家》采访了郭羽、林东、周晓，以及十多位共合畅翔的前员工、浙江本地企业家、投资者、学者等，试图寻找答案。我们看到了“刘晓人案”这枚硬币的另一面：刘晓人或许仅仅是用共合、畅翔的名声去集资，但这两个声名极大的明星公司，其听上去很美的商业模式并未在现实中得到验证，且自创办以来，F4亦有向本土浙商出售股权的行为。他们获得了软银、鼎晖、KPCB等知名投资机构的资金，但这份背书并非是他们实现完美IPO的通行证，事实上，共和、畅翔危情已现。 知情者称，“他们比刘晓人更高明。他们同样是以代持的方式出售股权，但他们有自己的项目，能发明眼花缭乱的商业模式，会炒作，把场面做大，引来大牌投资者。这就成功了。” F4 是谁？ 共合网由郭羽、林东、周晓、徐汉杰共同创建于2006年，是一家以非竞争性联盟为核心理念的广告平台公司。四人均为董事，其中郭羽为董事长，周晓为CEO。 畅翔网成立于2006年，最初的创意来自周晓，主要由林东出资创建，是一家面向企业、政府的差旅管理服务公司； F4成员之间颇有渊源。林东、郭羽、徐汉杰三人是杭州师范大学的校友。林和郭都曾到澳大利亚墨尔本La Trobe大学读过MBA，周晓是郭羽多年的朋友。 在2006年开始合作之前，F4都有创业的成功经验。林东于1993年创建了以牛肉干为主要产品的杭州绿盛食品有限公司。据悉2008年，绿盛收入已经超过10亿元。郭羽1999投资杭州的棋牌休闲网站边锋，2004年边锋被盛大收购。郭随后又创办天畅网络，开发3D网游《大唐风云》。2005年底，郭羽、林东进行了一次“牛肉干+网游”市场营销活动，获得成功。 徐汉杰曾创办元泰典当行和手机游戏公司联梦娱乐。2005年，元泰典当被大红鹰集团收购。2006年联梦娱乐被英国移动增值服务商MonsterMob收购。目前徐是浙江浙商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合伙人。F4的最后一位成员周晓曾创办中国领带网。在F4组合中，林东和郭羽是商业模式的主创人员，徐汉杰是资本运作高手，周晓的优势在于创意和执行。这是一个与传统的浙商完全不同的结合体。他们随互联网新经济的成长而生，善于创造新模式。 共合网于2007年5月、2008年2月两次获得软银和鼎辉联合累计3000万美元的投资。畅翔网则于2008年5月获得凯鹏华盈、清科的3000万美元投资。除了知名风投，当地政府也对这两家公司积极扶持。2008年6月，畅翔网获得杭州市政府600万的创投引导基金。 过度创新 共合网的诞生源于 2005年年底“牛肉干+网游”的合作，郭羽、林东据此提出R&V概念，即Reality and Virtuality（虚拟与现实）。其主要内容是，市场的资源分为现实和虚拟两种，只要整合好，即可创造全新价值。 共合网主要有3个业务，即时尚圈新媒体广告平台、媒体广告置换以及广告信贷。按共和网CEO周晓的说法，共合网“追求的是一种想象力经济”。他将共合网定义为“阿里巴巴模式的超级分众传媒”，即一个媒体资源的交易平台。 “时尚圈新媒体广告平台”放置媒体机的场所并非电梯、写字楼和公寓，而是咖啡店、酒吧、洗浴中心、酒吧等消费娱乐场。其典型的做法是，共合网向商家收取每年一万元，在商家的店里放一个媒体机，上部是液晶屏，下部是展架，液晶屏可以播放周边一公里以内与该商家无竞争关系的其他十个商家的广告，展架则可以放置促销传单券卡。同样，该商家的广告和促销资料也会在其他商家的媒体机上出现。除了交换的广告，共合网将对其余广告收费。 这个看上去很美的模式有着先天缺陷。“电梯是个封闭的空间，没有干扰信息，因此广告效果很好。娱乐场所信息很丰富，受众很少会关注广告，效果很不明显。广告主并不认可共合网的广告平台，每年1万的费用很少能收上来”，共合网前员工张延说，“即使有商家愿意支付费用，也有不少是折扣券、代金券这种非现金的促销券卡，并无太大价值”。 2008年7月，郭羽对外称共合网已有15000多个网点，但这个数字水分不小。据张延透露，上海是共合网扩张的重点。2008年初高峰时期，业务员有上百，计划铺3000个网点，但扩张很快就停止，主要原因是“共合网的资金跟不上”，且管理有很多问题，丢了不少媒体机，“上海光丢机器就损失了几十万”。 事实上，2008年7月开始，周晓修正了之前的说法，共合网“不是分众，而是广告业的阿里巴巴”。2009年6月15日，郭羽对《创业家》说，“广告信贷原来不是我们的主业，现在我们要大做这个业务，可能会做的非常大。” 所谓广告信贷，其模式看上去同样美妙。比如，某广告公司需要获得某报纸的汽车版面的运营权，但需要1000万成本，而广告公司只有400万。共合网通过评估，认为可以为其提供600万的信用担保，银行就可以放贷，该媒体资源则作为抵押。经营收入，广告公司与共合网双方按比例分成。如果广告公司经营不善，共合网可以收回这个媒体资源，相当于用600万的成本换来1000万的资源，自己经营，或转手卖掉都可以。。  2007年7月，郭羽曾对外表示，“排队等候广告信贷的广告公司已有120多家”。如果这个模式可行，为何2年之后，它还没有成为共合网的主业？ 2008年7月，郭羽曾对外称，共合网季度营收已突破3000万元，但2009年6月，郭对《创业家》表示，2008年全年收入为5500万元，利润800万元。即便2008年下半年经济环境变差，收入有所下跌，但一个季度收入3000万元与全年收入5500万元之间不免落差太大。而CEO周晓对《创业家》表示，共合网2008年全年的营收为1个多亿，利润为4000万元。这与郭羽的说法相去更远。  “共合网是迷恋商业模式创新的产物”，一位长期关注浙商生态的经济学人称。2009年6月16日，《创业家》记者来到共合网的杭州总部位于大运河边上的“共合山庄”，发现门庭冷清，纸盒、箱子在前台旁随意摆放。一位员工对我们说，共合网正在搬家，这里现在现有20多名员工，去年有100多人。 失之于巧 创办共合网前，林东一直做传统产业。共合网成立之后，林东只担任董事，并不介入经营，但他被周晓的另一个创意打动：为企业提供差旅管理服务。2007年初，林东创建畅翔网，合资者包括杭州瑞豪酒店董事长邵晓峰，双方共同出资1000万元。畅翔网的商业模式是：企业将员工出差的机票、酒店预定交由畅翔打理，员工只需通知畅翔网出差时间和住宿要求，一切由畅翔网安排，员工不需要预先支付费用，签单即可。由企业和畅翔网按月结算，畅翔网的收入来自酒店间的协议价与销售给企业的价格差以及服务佣金。 这个商业模式的关键在于资金流转和结算的方式。最初畅翔网设计的模型是，企业客户要在银行建立一个托收账户，通过银行授信，向畅翔网的账户开放。只要其员工使用畅翔的服务，畅翔网即可以从中直接扣除相应的费用，到月底双方再进行对账结算。畅翔与酒店的结算有一个账期，在此过程中，畅翔可以拥有企业支付的费用数十天。“这是个完美的模式，但失之于巧，所有的环节都对畅翔有利，只要其中一个环节出问题，就会崩溃。”畅翔网的一位前高管宋浩说。 显然，企业不可能将自己的账户向畅翔开放，酒店对这种小公司也更愿意采取现结的方式。曾有人建议林东，将支付方式调整为由畅翔网先替企业向酒店垫付，月底再凭账单、发票与企业结算。林东采纳了这个建议。他相信当畅翔做大、信誉增强之后，企业会接受预支费用的方式，而酒店也会同意给畅翔一个账期。 “如果是垫资，这个模式用脚趾头想想就知道是不行的。”宋浩说。垫资是一把双刃剑，企业不需支付费用，酒店没有账期，确实很有吸引力，但对于畅翔网本身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危险的做法。如果这些垫付的资金无法及时收回，应收帐就可能变为呆账坏账。 事实上，2007年7月，这一措施刚开始实施，畅翔网的应收账数目急剧增加。一位曾在畅翔网工作的资深员工岳涛透露，2007年8月应收款就超过了100万，对于当时的畅翔网而言，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到2007年年底，其应收款高达500多万元，资金链濒于断裂。 2008年3月，畅翔网与浙江省工商银行合作，推出联名信用卡，即由企业或个人按信用来透支差旅费用，再与银行结算，而不由畅翔垫资。这样一来，畅翔提供的服务与携程就没有太大区别了，而畅翔无论是在签约酒店的数量、客服的专业程度上都远逊于携程。如果使用畅翔的服务，发票必须通过畅翔，企业每个月都要与畅翔对账，非常麻烦，并且经常出现对不上的情况，很多企业在使用了一次之后就不愿再使用畅翔的服务了。 据岳涛和另一位离开畅翔不久的中层李清确认，目前畅翔每天的订单量不过几十个，总金额只有数万而已，“据说林东和邵晓东又各自拿出130万美元，加上前期投资还留下来一些钱，在苦苦支撑。”岳涛说。 媒体、资本助推器 林东和郭羽的名片上都有10个以上的头衔，除了企业的创始人、董事长，还有众多的社会职务。林东是浙江省以及杭州市的政协委员、上城区人大代表、杭州市青联副主席、浙江年青年企业家协会常务理事。郭羽是杭州市政协委员、浙江省青联委员、杭州市青联常委、杭州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 F4除了得到媒体、政府的大力支持，资本亦起到重要的推助作用。 对共合网和畅翔网都颇为了解的岳涛说，“2006年经济形势很好，共合网提出R&V模式后，很多投资人主动找上门来。2007年2月，投资协议就基本敲定了，号称有1000万美元。其实第一期只有150万，但共合网搞了一个很大的仪式。畅翔网也是。2008年6月，凯鹏华盈和清科投资3000万美元，第一期只有500万美元，其实后期资金并没有到位。” 2007年11月，畅翔网的一位业务员向普华永道推销其业务，普华永道的一位高管在了解畅翔网的过程中与林东有了接触，通过这位人士，林东认识了《福布斯》的记者。2008年1月7日，《福布斯》亚洲版以3页的篇幅报道了畅翔网，标题被列在了杂志的封面。此后，林东在众多的国内媒体笔下成了“继马云之后第二位荣登《福布斯》封面浙江企业家”，畅翔也成为正在中国掀起一场“差旅革命”的创新公司。 事实上，畅翔当时的状况远非报道中那么好。2007年12月，畅翔刚刚裁掉了上百名员工，情绪激动的被裁员工甚至要在公司拉横幅、泼汽油。林东很不容易才将事情平息下去。但畅翔帐上几乎没有现金，已发不出工资，林东等几位高管自己掏钱垫付才勉强维持。据岳涛说，在2008年6月以前，林东曾以个人名义担保，从银行两次贷款800万元才使畅翔得以维持运营。 知情人士分析，畅翔网之所以能获得国际知名机构的投资，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2008年年初，娃哈哈、复星、吉利、工行、农夫山泉、华立、阿里巴巴等诸多浙江著名企业成为畅翔网的客户。尽管后来多数客户并没有长期使用其服务，但这个阶段的用户和交易量确有上升，并且投资商在做尽职调查时，获得了较为良好的反馈。 2、2008年3月，畅翔网与工银的联名信用卡推出，理论上，这可以从机制上将逐步规避垫资的风险——但据李清估计，这张联名卡的发放数量不过两三千张。 3、畅翔网对财务数据做了处理，减小了过往的亏损数额，增大应收帐数目，并根据业务增长情况预测，到2008年年底，公司将扭亏为盈。 正是这些好消息让凯鹏华盈和清科在2008年6月决定投资畅翔，而此时，畅翔的应收帐已增大到了1600万元。此后有所降低，也长时间徘徊在1000万元左右。据岳涛透露，现在畅翔网的应收帐仍有700多万。 据悉，自2008年11月，林东开始淡出畅翔网的日常管理。原因是投资方对其业绩不满。目前，畅翔网另一位投资人邵晓峰任公司CEO。 股权代持之谜 《创业家》：你会不会担心有一天畅想不行了？ 林东：不要说畅想，绿盛不行了，我马上就会把它关掉。就连通用都可以破产，我为什么还要那么关心我的公司？我们现在日子过得还可以，消费也很省。一天吃个饭就差不多，而且我非常喜欢开小排量的车。 《创业家》：你开什么车？ 林东：大排量的车开起来心里都很不舒服。 《创业家》：你开什么车？ 林东：我们什么车都有。 《创业家》：你有很多车？ 林东：你能报得出来的都有。现在开的都是大排量的……但下一步就开2.5排量的小宝马。 离开的时候，林东开车顺路带了记者一段，那是一辆保时捷卡宴(Cayenne)SUV，排量有两种，分别为3.6升和4.8升。 魔鬼就在细节中。郭羽、林东都曾对《创业家》表示，他们不曾有过向本土浙商以代持的方式出售公司股权。事实真的如此吗？ “（卖股权）这是个诱惑，很多人可能想买共和网的股权，等共和上市后，我把钱分给他。但对我来说这是个很大的麻烦。公司上市后，我要在资本市场套现，而我是公司董事长，资本市场对我有很多权限限制。我不能套现，纠纷就会产生。另外，如果共和网不能顺利上市呢，我不能向这些买股权的人兑现承诺怎么办？我们和鼎晖、软银签过非常严格的法律文件，我对自己的行为要负严肃的法律责任。”在回答《创业家》提出的是否出售过共和网的股权时，郭羽如是说。 “畅翔刚成立的时候，林东就卖过自己的股份。1.5个点卖了300万。畅翔的注册资金只有1000万，也就是说这个股份卖了20倍的溢价，很高。”宋浩说，“并且他卖了不止这一次”。一位浙江当地知名企业家向《创业家》表示，他曾买过畅翔网的股份，大约是300多万买不到1%的股份，溢价超过了30倍。“我当时投的原因是我认为他是一个能做事而且想做事的人。”这位企业家说。 《创业家》在工商局看到了畅翔网的股东构成，除了林东、邵晓峰等大股东外，还有6位股份在5%及以下的小股东，其中没有这位知名企业家。  “起初，林东对畅翔的模式非常自信，但资金比较紧张，他卖掉一点股份可以解决一些资金的问题。他认为自己是在卖一个很好的愿景给别人。”宋浩说，“但后来，畅翔的模式明显有问题，他仍然在吹大这个泡沫，出售自己的股份。”知情人估算，通过卖股份，林东在畅翔网的投入已经收回。 一位在浙商圈子里威信很高经济学人士对《创业家》表示，共合网也有卖股份的行为。“他们也曾经向我办公室里的同事暗示过，我可以通过代持购买他们的股份，但我没有买，我不看好共合网”。 这种私下出售股权的行为往往采取代持方式，即公司股东不会变更，双方签下字据为证。这意味着只要有人愿意买，出售者可以无限次地卖，而一旦公司出现问题，购买股票者的权益无法得到法律保障。 事实上，这种行为在浙江的互联网公司中并非偶然。投资人刘明曾亲眼见到一份中香网的股权出售资料：5万元卖0.1%的股份。这些公司往往以上市为诱饵，吸引投资者购买其股份。  《创业家》曾问林东怎么看刘晓人和浙江的创投行业。林东的回答耐人寻味，“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创业、投资者都对社会经济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特别是失败的人，不仅仅是失去财富，他的尊严、亲情、友情，都会随之而去”。 （应受访者要求，宋浩、张延、岳涛、李清、刘明均采用化名，《创业家》200907） http://swelse.com/2009/07/29/zheshang-f4-bubbl/ [caption id="attachment_344" align="alignnone" width="500" caption="Sanlitun Village"][/caption] [caption id="attachment_345" align="alignnone" width="500" caption="在水中嬉戏的小孩"][/caption] [caption id="attachment_346" align="alignnone" width="500" caption="Welcomes"][/caption] [caption id="attachment_341" align="alignnone" width="500" caption="南非旅游广告"][/caption] [caption id="attachment_347" align="alignnone" width="500" caption="In the center of city,no worry be busy."][/caption] http://swelse.com/2009/06/27/sanlitun-village/